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的中国不是没落的清政府，也不是腐败的国民政府，当我们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战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奋起反抗，消灭侵略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size】现在的中国准备好了吗，我不禁发出疑问。前些日子日本核泄露，中国的抢盐风波轰轰烈烈，从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无知，从众，可是，更深层次的，我也看到了隐忧，小小的核辐射，就让中国经历了一次动荡，那么，当战争真正来临时呢，我们的大部分人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大家不要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觉得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战争是什么，就是洗牌，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旧秩序的直接受益人，那么，它就一定会拼死扞卫旧秩序，中国的和平崛起，欧盟的建立，苏联的解体，日本经济的长足发展，世界多极化的形成，这些国家就会不满现行的世界体系，就会想打破它，战争就是这对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会看见战争的爆发的，真不知道是幸与不幸。
那么，在现在这一时期，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战争还没有真正打响，是不需要我们去浴血拼搏，奋勇杀敌。可是，我们要做好战争随时会打响的思想准备，中国在慢慢强大，当敌人无法用文化手段，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平演变等）。。。。达到削弱中国实力的目的，就一定会动用军事手段，我们不能逃避这个现实与未来。多看看热血的军事小说，虽然里面也有yy，可是，还是有一些军事常识的，在未来的战争中，它们可能会救我们一命。多看看书中的英雄人物，可能，在将来的抉择中，我们就不会选错道路，以致终生后悔。
最后八卦一下，坦克兵，你的每部小说里的主角都姓李，是不是你也姓李啊，要光宗耀祖来着，嘿嘿嘿，我看出来了。
花生米和土豪劣绅（）
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是不能抹杀的史实。彼时，蒋介石为什么要大开杀戒，亦成为大陆正直史学家研究和关注的话题。
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10年的相互杀伐。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社科院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人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人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