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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曲阳听得连连点头，“燃烧瓶这玩意确实好造，一个酒瓶子再加一团破布就可以了。”他用佩服的眼神看着孟翔，“孟副官，你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不错，而且也非常实用。这样的话，我马上要向师部打个报告，再赶紧派人收集酒瓶子和汽油，组织人手制造燃烧瓶。”
“不仅仅要汽油，还要收集蔗糖。”孟翔补充道。
“为啥？”
“燃烧瓶内装三分之二的汽油和三分之一的糖，到时候混合一起燃烧的威力和速度都大大超过普通汽油的燃烧。”孟翔道（军事常识：按照2比1比例在燃烧瓶里装填汽油和蔗糖，会在燃烧过程中发生猛烈的化学作用，使燃烧效果更上一层楼）。
“好！”曲阳兴奋道，“孟副官，真有你的！我立刻去安排这件事。”
“我还有个设想。”孟翔接着道。
“快说！”曲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曲营长，我们师的条件可以生产地雷吗？”
“这个需要和徐州兵工厂那边进行合作，但我们条件有限，临城有个简陋的临时兵工厂，生产速度很慢，因为铸造地雷的外壳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曲阳有点烦恼地道。
孟翔笑了：“其实这也很好办。地雷外壳不一定需要用钢铁制作，用竹筒或木头也可以。”
“竹筒？木头？”曲阳瞪大眼，“那这样的地雷爆炸起来还有啥威力？”
“曲营长你想想，其实在实战中，地雷不一定非要炸死鬼子，只要把鬼子的脚给炸断就可以了。这样的鬼子伤兵除了在地上打滚惨叫外，基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和被打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用竹筒或木头来制造地雷，虽然炸不死鬼子，但也能达到了差不多同样的效果，而且制造成本和制造工序更加低廉简单。一个竹筒再加个引信和小半斤炸药，成本极其低廉，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但却是我们对付鬼子的利器。另外，我建议，为了增加这种木头地雷的杀伤力，制造过程中我们可以事先收集很多的钢珠、铁砂、玻璃渣等废铜烂铁，和炸药混合着塞入地雷里，到时候一旦被鬼子踩响了，必然能炸得鬼子下半身体无完肤。至于竹筒嘛，我们士兵们的水壶不就是竹筒嘛？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呀！”
“妙极了！”曲阳简直越听越兴奋，“孟副官，你的这些设想实在是太妙了！我立刻去办！”
正当孟翔陷入他平生最忙碌时期的时候，一月中下旬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1月11日，最高当局在开封设下鸿门宴，诱捕了第五战区那个不战而逃的副司令韩长官，枪决是早晚的；其次是1月20日下午，师部发来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官兵立刻赶往临城集结。当孟翔、刘峰岭、赵海军等几个低级军官匆匆忙忙赶到临城时，发现整个临城几乎是白绫素纱铺天盖地，花圈挽联堆积如山，出出入入的122师军官们基本都戴着黑纱。除此之外，现场集结的还有124师、125师、127师等其他川军部队。孟翔还看到了几位不认识的将军，按照他的估计，应该是集团军代理司令孙震中将、125师师长陈鼎勋中将、127师师长陈离中将等第22集团军其他川军高级将领，众人无不面带忧虑唏嘘之色。当见到孟翔时，赵渭滨叹息着告诉孟翔等人：“甫帅刚刚去世了。”
孟翔当然知道赵渭滨口里的“甫帅”是谁，自然就是赫赫四川王刘湘上将。刘湘字甫澄，由于在四川威望很高，所以人称“甫帅”。盖棺而论，刘湘也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战爆发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川军出川抗战，并亲自抱病飞到武汉，就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只是可惜，刘上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久病不治，于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武汉汉口。
对于孙震、王铭章等川军将领们来说，川军的处境自然就更加不妙了。领袖刘湘的去世，使得川军彻底群龙无首，那么四川早晚被国民政府渗透，丧失主心骨的川军不但会更加被国民政府进行更大力度的分化瓦解，甚至还会被中央军给吞并消化。对刘湘的哀伤以及对川军未来道路的担忧，使得孙震、王铭章、陈鼎勋、陈离等人的脸上都阴云笼罩。
尽管自己并非川军的一员，但孟翔也按照礼节性地戴上了黑纱，以此哀悼刘湘上将。
悼念大会在临城郊区的川军集结地召开着。“诸位弟兄们！”在向悬挂在会场中央的刘湘上将黑白照片深深鞠躬并上香后，孙震中将目光如炬地望向众人，“甫帅病逝之前留有遗嘱，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的私人事情，而是再三勉励我们所有的川军，抗战到底，矢志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诸位弟兄们，请一定要牢记住甫帅对我们的遗嘱！”孙震中将豁然举起右拳，“抗战到底！矢志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
“抗战到底！矢志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集结在现场的川军官兵们声若浪涛地怒吼道。气吞山河的宣誓声惊雷般地响彻云霄。
孟翔凝望着这一幕，心里也忍不住涌起了一股股热流。他愈发地觉得这些川军是何等的了不起了。国难当头，川军主动出川抗战，结果却出力不讨好，无论是在一战区还是二战区，川军将士们的一腔热血却被当成炮灰来使用，打了一系列恶战，到头来却还是热脸贴冷屁股，在友军的轻蔑和全国的歧视中继续艰难地参加抗战，除此之外，川军的老家四川还为全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钱粮和劳动力，甚至老家还被国民政府乘火打劫地慢慢吞并。川军将士们心中的黯然神伤和悲苦，又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但川军在这种情况下，却还能喊出“抗战到底，矢志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的爱国口号，这是何等的伟大气魄啊！
第十一节未雨绸缪（3）（）
从一月份下旬开始，笼罩在第五战区的战云也愈发浓密起来，全战区的气氛都随着边缘地区的一系列战斗而日益凝重，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侵占山东后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南下。1月26日，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第13师团首次从江苏境内突入了安徽境内，凶猛进攻凤阳和蚌埠地区，隐隐露出了包抄第五战区后路并配合华北日军夹击第五战区的苗头；守卫当地的国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逐次抵抗后兵败撤退，导致第13师团于二月上旬时横渡淮河，随之与国军第51军、第7军、桂军第21集团军第48军等部队再度展开交战。双方血战连连，在淮河地区展开僵持对峙。二月下旬的时候，华北日军第2军主力在席卷山东全境后继续南下，东路的第5师团从潍坊出发，连连攻占了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西路的第10师团濑谷支队沿着津浦线也攻势凌厉地大举南下，兵锋直指向滕县以北的邹县。
一时间，第五战区可谓是战云压城。
在这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暗地里的政治谈判也彻底决裂。攻占南京后，战胜的气氛笼罩在日本军部和内阁。在日本大本营看来，中国的首都已经被“皇军”占领，那意味着中国已经战败，军事上的行动已经没有必要了，只要在政治上进行诱降，迫使国民政府屈膝媾和，那么“中国事变”也就结束了。因此，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德国，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作为中间人，向中国国民政府传达了日本政府的停战要求。众所周知，德国和中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关系非常不错，但由于德日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共通以及在全球利益上更加紧密，而日本也远比中国更强大，因此德国已经开始疏远中国并转而拉拢日本。但不管怎么说，德国也是中国的老朋友，此时“调停”中日战争确实比较合适。日本政府提出的停战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必须明确表示向大日本帝国乞和；
二、中国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蒙古地区（内蒙）设立非武装带，中国方面不得驻军，日本可以驻军；
四、华北五省和上海由日中两国共同管理；
五、中国必须赔偿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损失。
尽管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比较亲密，但陶德曼大使在认真看完了日本人的这五项条件后，几乎是啼笑皆非。他苦笑道：“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非常渺茫。”只要是明白人都可以看得出，日本政府的这五项要求是何等苛刻。如果国民政府答应了，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丧失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甚至全国都彻底沦为日本的附庸。因此接到日本的停战条件后，国民政府很快就拒绝了。随后，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政府声明：
“大日本帝国军占领南京后，已完成了战前‘膺惩中国政府’之目的，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之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中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继续策动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以及大东亚之共同发展。”
日本政府的这项声明，一方面强烈地刺激了国民政府和最高当局的自尊心，迫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抗战到底，同时也以“扶植中国傀儡政权”的条件诱惑和拉拢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和平派”以及中国地方军阀势力，那位汪副总裁的“曲线救国”思想就是在这种格局下诞生的。
1月24日晚上，第五战区那位被捕的副战区司令被枪决，以此“整顿军纪、震慑人心”。
1月30日当天，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决定“为及早解决中国事变，陆军方面将新建六十个正规师团和三十个临编师团，以及二百五十个飞行中队”。
新一轮的中日大战已经箭在弦上。
2月17日，川军第45军在滕县以北的两下店地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