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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的尚武时代，习武世家常常被称之为“国家干城”，是正途军官成长的摇篮，正统观念很强。哪怕家景中途败落下来，其思想意识也不会骤然间发生更变。特别是中华几千年来的文化教育，使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原则和忠君为上观念早已化为了他们的自身血肉和自觉行动。非礼勿为、情发有止、尊师重道、恪守武德更是他们自察自省的自律标准。故此，作为镖局中的镖师，通常来讲在武德上不会有太大疵点。
从镖局的组成人员上讲，镖师之间不是同出于一个师门的师兄弟，就是以习武世家结成的家族集团，即便是由退役军人组合而成的镖局，大家也都是十分熟悉的。这种亲密关系，不仅能够使他们在镖路上同生共死，而且在生活中也能够相互监督和制约。所以，镖师的武德通常在江湖上都享有良好的口碑。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淳朴的道德品质、伦理观念、礼义行为反映到镖师身上时，是和封建正统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所以镖师既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不会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而镖师成长道路上的外部条件，更促进了镖师特定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发展。镖局的组成、经营管理的方式、劳动人事的制度，给镖师特有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他们有着良好武德的一种客观保证。
处污泥而不染的品德
镖师的意识形态和武德能够得到保持和完善，镖局的内部环境固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但镖师职业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和镖师打交道的不外是商、官、匪三方面的人物，这三方面也是保镖行业能够存在的相关阶层，那么，镖师会向这三个相关的阶层转化吗？
与商同行不为伍
商人是镖局的雇主，镖局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着商业的发展和兴隆。商人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但是是富有阶层，镖师和商人的雇佣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你出钱我出力的平等交易，你有雇佣不雇佣的权利，我也有受雇不受雇的自由，达成交易后签订一纸文契，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协议执行完毕后，一切关系即终止。如双方有缘分，就成为老主顾，建立比较稳定的契约关系；如无缘分，从此以后也就如同路人了。镖师中虽然有人改行从商，那只是偶然的，不带有普遍的意义。镖师和商人尽管是封建社会里荣辱与共的相关阶层，是业务上的老伙计、老搭挡，可是在思想上却几乎是黑白不染。商人惟利是图，镖师是疏财重义，有穷大方之称。商人之间是互相倾轧，镖师之间却是铁血同当，风雨同舟。尽管偶然有镖师商化的，可是绝对不会发生商人镖化了的事例。从中也可看出，镖师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实有特殊的独立地位。
与官共处不共事
官僚是镖师的第二个雇主，官僚是为皇权服务的阶层，可是官僚对于皇权来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旧王朝覆灭时，大部分官僚是不会成为殉葬品的，新王朝不但可以接纳他们，同时也需要他们为自己服务，不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内部斗争中是这样，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政权也不例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就明令明王朝的中下级官员留任。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爱新觉罗氏定鼎入关后，不但接收了大批的贰臣，而且对于不肯与清王朝合作的明王朝遗老旧臣，只要不仕南明者，一律保留官僚身份和免役特权。五代时的冯道写了一部《长乐经》，记叙了自己历任多朝、臣事多主、长享荣乐的历史，此公可谓官僚的典型，他的指导思想是不管谁当皇上，他都叩头称臣，都甘心当奴才。可是官僚之中王莽者流也是不乏其人的，为人臣之时，暗定取旧主而代之的反志。鉴于这两个原因，皇上对官僚又不得不防。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建立自己的亲军，所以对文武封疆大吏经常调动，不能长时期专任一方。
曾国藩是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功臣，他统率亲手缔造的湘军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后，带领为数不多的卫队北上进京，受封领赏，没想到慈禧太后和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带了多少兵来？”曾国藩回到私邸之后，绕室彷徨，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而李鸿章接受了曾国藩的教训，进京面圣时轻装简从，一兵不带，在北京的寓所中也不驻一兵一卒。故能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不断委以重任。
从根本上来说，镖师为官僚服务既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也不是家丁、家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契约关系，协议的条文基本上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是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不可能是封建礼仪上的平等。双方合作，只不过是双方都站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各取所需而已。至于那些在军队中退役后而加入镖局的镖师，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们早已对官场心灰意冷，况且军界素有“兵不再役，好马不吃回头草”之说。因此，这样的镖师更不可能向官僚转化，卑躬屈膝向他们效忠。
与贼同路不同道
镖师和贼匪不能互相转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意识形态中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皇权、对社会、对祖宗、对鬼神的态度上。镖师和贼匪都承认皇权，不同的是，镖师尊重皇权，盼着有个好皇上，自己也好沐浴恩德，当个尧舜之民。贼匪虽然承认皇权，但对“皇帝老儿”已经绝了望，因此常常与皇帝老儿叫板，有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镖师和贼匪虽然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可是对社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镖师虽然生活困窘，但能够接受这现实。而贼匪对于现实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待遇是不能接受的，落草为匪、结伙做贼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抗议和反叛。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镖师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可以说是儒家在武林中的传人，镖师信天命，对神佛虽然敬仰，可是并不崇拜和畏惧，也不畏鬼，认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贼匪不信天命，可是怕鬼畏神，对鬼神的态度和对人间官吏的态度一样，是惧之、畏之，并不尊之、敬之。贼匪的鬼神观念极强，怕神降罪、怕鬼敲门，所以叩头烧香，遇庙则拜，可是又没有宗教信仰，宣称“神鬼怕恶人”。镖师虽然今生血斗，可是对来生和彼岸也很关心，所以镖师遁迹空门、为僧为道者不乏其人。贼匪只顾今天，不管明天，所以很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镖师处污泥而不染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决定了镖师就是镖师，不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个体，它都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又进一步促成了镖师意识形态的稳定，意识形态不但决定政治态度也决定了镖师的生活方式，更是决定了镖师作为一个习武之人的武德——职业道德。
洁身自爱的品行
镖师在个人生活上大多能洁身自爱，贼匪们常说“吃喝嫖赌我不抽（抽大烟）”，因为当贼为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嫖、赌，如抽上鸦片烟，五尺之躯也就要困卧在床，也就难以当贼为匪，也就不能吃喝嫖赌了。嘎杂子们是以“坑、蒙、拐、骗，我不偷”为信条，因为坑、蒙、拐、骗几乎无人过问，偷则触犯王法。镖师常年和贼匪、嘎杂子打交道，不但与坑、蒙、拐、骗、偷绝缘，而且也不沾嫖、赌、抽的边儿，在生活上追求的也就是吃大碗肉、喝三盅酒而已。
镖师的业余时间不多，即便在休息的日子里，也仍然要早起遛马、练功、习武，这三件事完毕后方能休息，到茶馆品品茶，逛逛天桥、庙会。
老北京的茶馆中有不少书茶馆，茶客们一边品茗，一边听评书。茶馆中流行的书目大多是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其内容充满了封建正统思想，贯穿着忠君、敬上、守义、孝亲，而且是片面的愚忠，单方面的守义。镖师心中敬仰的人物，也正是评书艺人口中赞美的人物，耳边听着赞歌，心中其乐融融。
北京饭馆虽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但这都不是镖师能去的地方。许多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倒是镖师们时常光顾的地方。大大方方往那里一坐，吃多少叫多少，不穷作、不摆谱，饮酒有德，七分而已，八分算尽量，决不会有酒后无德之举。
闲着没事，有时镖师也逛逛戏院子，当时前门一带盛况空前，八大镖局，八大茶楼比肩而立，大戏院就在身边，进去听听戏也很方便。在戏院里，镖师绝对是文明听众，不像有的嘎杂子那样大叫，拍手、喊倒好。
助人为乐的品格
这里所说的助人为乐，可不是镖师在走镖的时候，管别人的闲事，而是说他们在不走镖的时候，在难得的休息日里，所做的好事。古时候，北京前门一带的镖局和天桥是近邻，所以镖师们是天桥的常客。天桥有许多打把式卖艺的武林朋友，这些朋友，极少数有真功夫，大多数是花架子，但嘴上功夫厉害，什么武艺都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一操练，内行人却能看出许多破绽，所以才有了“天桥把式，光说不练”这一俗语。有些习武的人性格刚烈，常常对于口出狂言的把式加以戏弄，教训教训他。可是镖师由于武德所系，决不干踢场子的事，不帮钱缘，也会帮个人缘。
老北京的庙会众多，一个月三十天几乎排得满满的。只是到了清末时期，许多庙会由过去的宗教色彩变成了商业活动，算卦相面的，卖针卖线的，卖药卖糖的，玩物拉洋片的，跑马戏耍猴的，卖食品卖花布的……五行八作，齐汇京城，好不热闹！镖师们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