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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达耶夫也不客气，左手先拿起一片面包狠狠地咬了一口，没等放下，又用叉子叉起盘子里的土豆，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我一天没吃饭，真是饿坏了。”
我非常想了解老太太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所以没马上吃东西，而是招呼她在旁边的位置坐下，然后好奇地问：“老太太，您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老太太先把另外一盘土豆推到了我的面前，才不紧不慢地说：“医院里昨天已经通知过我们了，说有位女中校同志在这里治伤，让我们大家要随时为她提供帮助。而我刚才听见这位指挥员叫您中校同志，我就猜到是您了。而且我还听别人说过不少您的事迹呢……”
“什么事迹？”听老太太这么说，我越发地好奇起来，没想到我现在也是小有名气了，居然已经有人开始传诵我的事件了。
“说您曾经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去执行危险的侦察任务。回来的途中，还收容了大批被打散的战士，组成了一支部队。和进攻城市的德国佬打仗的时候，还亲临第一线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并逼得一支敌人的部队向你们投降了。……”
老太太说的虽然简略，但都确有其事，不过这些事报纸上不可能报道，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我不解地看着老太太，问道：“您所说的事，是听谁说的？”
“我儿子！”
“您的儿子？！”
“是的！”老太太自豪地说：“他曾经在独立营待过，是您手下的连长。”
“我手下的连长？”我忍不住看了对面的雷斯达耶夫一眼，只见他嘴里叼着半块土豆，目瞪口呆地瞧着老太太。从老太太刚才对他的态度来看，两人肯定不是母子关系，那么谁会是她的儿子呢？
我把当时独立营的几个连长的名字默念了一遍，然后试探地问：“请问您的儿子是哪位？卢金还是萨波丘克？”
老太太摇摇头说：“都不是，我的儿子叫伊沙耶夫，是您手下的炮兵连长。”
“伊沙耶夫！”雷斯达耶夫嘴里的土豆吧嗒一声掉进了盘子里，他和我一起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问老太太：“伊沙耶夫是您的儿子？他现在哪里，还活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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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六节 真实的梦境（）
11月22日这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先是遇到了久未谋面的雷斯达耶夫，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卢金和萨波丘克尚在人间的喜讯。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医院的餐厅里，居然遇到了昔日的炮兵连长伊沙耶夫的母亲，知道伊沙耶夫也幸运地活了下来，正在莫斯科城里的某个军医院里养伤。
老太太又从厨房里给我们端了一壶茶，给我们两人都倒上后，她才毫不客气地坐在我的身边。由于有了伊沙耶夫这个共同的话题，大家之间就没有那么拘谨，聊起天也随意了许多。
“妈妈契卡，”雷斯达耶夫的嘴挺甜，马上就用爱称称呼老太太，逗得老人家喜笑颜开，才接着问：“快点给我们说说伊沙耶夫的情况吧。”
“嗯，给我们说说吧，他是怎么回莫斯科的，伤势重吗？”我也附和道，自打收复车站后，我就几乎没见过伊沙耶夫，至于连他啥时候作为伤员被运回莫斯科，我居然都一点不知情，可见我这样的指挥员是多么不称职。
“那天，正好赶上我休息，为响应区苏维埃业务劳动的号召，我也就没闲着，和居民楼剩下的妇女们在小区里挖战壕。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大声地问：‘请问，这里有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吗？’
我们愣住，齐齐朝说话人看去，原来是个政府工作人员打扮的女人站在战壕上方。‘是区苏维埃的民政助理。’听到这话，我感到心脏陡然一沉，心说难道是我的儿子伊沙耶夫牺牲了，只觉得浑身的力气被一下抽走了似的，一屁股就坐到了战壕里。
‘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那个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把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扶着壕壁，努力想站起来，只站起一半又跌坐到了地上，还是旁边过来一个邻居扶了一把，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蹒跚着向那个人走了过去，来到了她的面前，用有些变了调的嗓音回答她说：‘我是伊沙耶夫的母亲。’
工作人员从她提着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蹲下身体递给了我。我把信封接过来，怎么也没有勇气打开，便又还给了工作人员，恳求她为我念一遍内容。
原本以为是儿子伊沙耶夫的阵亡通知，没想到却是儿子负了伤，正在xx军医院养伤，通知我去探望。通知里还说，由于伊沙耶夫同志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上级部门特授予他一枚勇敢奖章，并晋升为中尉军衔。……”
听到这里，雷斯达耶夫兴奋地冲着我说：“听见了吗？中校同志，伊沙耶夫也获得了中尉军衔。”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说在战争期间，升职永远是最快的，你不也当上少校了么。
老太太又接着说：“我按照通知上的地址，去找那家儿子养伤的军医院。刚见到儿子时，他身上、头上都缠着染血的绷带，看起来像重伤不治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一说话，却发现他精神挺好的。后来找医生一打听，才知道他只是皮外伤，伤势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严重。
我在儿子的病床前陪伴着他，听他讲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波罗金诺被德军打散，他只身一人逃出来时。在森林里遇到了费尔斯托夫排长，跟着他们一起向后方转移。
转移途中，遇到了您率领的侦察部队。由于您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您刚接受部队时，他还挺瞧不起您的，认为一个女人会打啥仗，没准很快就会让大家当俘虏。
但是在攻打车站的战斗中，看到您身先士卒，挥舞着冲锋枪带着战士们冲锋；在坚守阵地时，丝毫不害怕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始终待在最前沿，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端起枪和德国佬面对面地战斗，他才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太太真是健谈，几乎整个下午都是她在讲，我和雷斯达耶夫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餐厅的服务员回来上班，要准备伤员们的晚餐，还不知她会说到啥时候。
我送走了雷斯达耶夫，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一推门，看见那位漂亮的护士正在屋子里转圈，我随手关上门，调侃地问：“护士同志，您怎么了？怎么像一头笼子里的狮子老转圈啊？”
护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有些生气地问：“指挥员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见到您的人，还以为您出什么事情了呢。”
我笑笑说：“我能出啥事情啊，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该换药了，”然后给我下命令说：“快躺到床上去，我给您换药。”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身上的病号服，光着上身躺到了床上。她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为我换药，用酒精清理伤口时，我感到了一片清凉，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看来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换完药打了针，她为我盖好了被子，说了句：“指挥员同志，您好好休息吧，别再到处乱跑了。”然后端着装着瓶瓶罐罐的托盘就出了房间。
她给我打的针剂里，估计还有镇静剂的成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地睁不开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在半睡半醒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飘出了房间，飘出了城市，飘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从高空俯视下去，在一望无边的森林中间的开阔地上，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数不清的炮弹在双方阵地上爆炸，一团又一团腾起的烟雾随即被风吹散，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片烟雾区。
我继续向苏军的纵深飘去，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子的上方。村西口停着一辆t—34坦克，几个坦克手正坐在坦克上抽烟聊天，一番悠然自得的样子。除了他们，周围就再也看不到我军的战士。村口竖着块大木牌，上面有黑笔写的地名：“佩什基村”。
坦克旁边的木屋子里貌似有不少人，我好奇地飘过去想看个究竟。房间里一片嘈杂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分析形势。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高级指挥员我几乎都认识，除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参谋长马利宁，还有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被朱可夫派来调查情况的。
这时，卡梅拉将军站起来，对在场的人大声说道：“方面军司令部的同志们，不用再讨论下去了，负责防御这个区域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已经到了，我们不要再妨碍他指挥作战，都走吧！”说完走过去和罗帅哥握了握手，带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离开了。
我跟着他们穿过村子，来到了村南面，发现这里的建筑物中间，停着大大小小二十几辆汽车，一群司机本来围在一起闲聊，见到指挥员来了，赶紧散开立正敬礼。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司机们敬完礼，连忙跑去打开车门，请自己的指挥员上车。
看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的车队远去，我又回到了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木房子里。此时司令员、参谋长，正和司令部里的参谋们分析着战局。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近卫第八师有部队到达了村子北面五六公里外的森林里，而其他的部队还在边打边撤，暂时没有进入指定的防御区域。
大家正在研究敌我态势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集体回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才发现原来是一枚德军的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