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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sī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méng古，他们的目的，要把méng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féi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luàn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sī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琪。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fǔ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sī下决定了，不再给政fǔ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sī心的。而sī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
为什么皇帝下诏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sī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sī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人，读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人不是皇帝的sī势力。而且读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méng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fǔ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fǔ，存心培植读人，也并不是sī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méng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sī心的。
因为其是sī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域名请大家熟知」
清代的六部尚，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shì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shì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可以单独上奏，shì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就管不着shì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一shì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有两个中国shì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shì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不晓得满洲尚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tuǐ。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luàn，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jiāo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shì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代表负责，兵部shì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这样讲，兵部shì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shì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fǔ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fǔ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sī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
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