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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增加了自有资本的成本。结果是，企业设法变更资本形式，如用借入资本和人力资本替代自有资本，而这种成本企业是可以在征税前扣除的；另外就是企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投入，用其他商业组织形式替代公司形式。而且，自有资本成本（不同于垄断利润或其他利润）是一种边际成本，所以，就像（显性）货物税一样，部分法人所得税将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是由法人所得税所产生的，而且它们往往都具有经济意义。在此有一个例证。如果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公司要进行清算，从而将财产转让给股东，但后来他们将之出售了，那么我们应将这种销售看作公司销售并依此征收法人所得税，还是将之看作股东销售并依此免征法人所得税呢？后者是国内税收法典（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的方法——而由于它引起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为避免法人所得税而引发的清算成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依经济理由来反对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资源配置失当的后果。假设一家公司有一个完全投保的工厂，后来工厂被火灾所毁。即使公司决定进行清算，减除工厂折余原成本的保险赔偿收入仍会被看作是一种可征税的公司收益。但反过来假设公司用全部保险赔偿收入购买或建造了一座新的工厂，然后将工厂出售后把全部销售收入分配给股东，而其分配依据就是销售前所进行的完全清算计划；这样，就不存在法人所得税问题了。这种税收待遇的差异可能会使企业即使在不购买或重建工厂而进行直接清算是更有效率的情况下也要购买或重建工厂。（为什么科斯定理无法消除这种低效率呢？）
法院已通过其法官制定的“实质高于形式（substance overform）”原则努力降低公司重整的社会成本，从而将全部目的和作用在于规避税收的重整和其他交易在税收问题上视为无效。当这一思想用于公司重整时，为了促进具有潜在有益经济后果的交易（如将风险重新配置到更有能力的风险承担者处、降低代理成本、将资产转向更有价值的用途等），可以对此免征所得税。如果他们的交易只是为了达到减税的目的和作用而没有潜在的有益经济后果，那就不应该用税收优惠待遇来鼓励，因为这种交易只会产生交易成本并将税负（tax burden）转向其他纳税人。它们仅仅是一种重新分配。
如果一个企业出售，那么买方是应将全部购买价格看作一种应折旧成本，还是必须对组成企业的各项财产进行各别估价以决定应折旧成本呢？后者是一种惯用的方法；而且当财产估价低于企业购买价格时，这种差额被转让到被称作商誉（goodwill）或继续经营价值（going－concern value）的无形财产上，而且无法因税收而折旧。这在经济学上有道理吗？如果企业的实物资产估价是通过企业由此所得之预期收益的资本化而进行的，那么由于购买价格同样是预期收益的资本化，所以就不存在任何残差了。但如果实物财产依替代它们的成本来估价，那就还会存在大量残差。这种不一致性的可能理由中，有两项可能是尤其重要的。第一，可能存在着非实物资产，尤其是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第二，企业可能拥有一些垄断力，以至它的产品价格不会下降至边际成本。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否允许税额扣减在原则上就取决于垄断力的来源了——但对负责每一项交易的税收的国内税务署而言，调查这一情况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第一种情况下的主要问题是，（在征税当局看来）测定类型不同的财产的寿命，以决定折旧的最佳阶段。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为了税收而使其实物资产折旧快于实际预期的消耗，所以担心非实物资产的折旧率会高于其实际消耗率是没有理由的。当所有这些都加上非市场方法所造成的资产估价成本和困难，那么人们就会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买方应被允许对其收购的卖方企业的全部成本进行折旧。
17。6个人所得税：导论
我们可以将最佳税制作出以下的界定：（1）有很大的税基，这就有利于取得现代政府所需求的大量岁入；（2）对需求弹性很低的活动进行征税，从而使税收的替代效应最小化（拉姆赛原则）；（3）不增加不平等或不侵犯平等；（4）实施成本不高。
对个人收入征税好像是接近这一最优化的。税基很大，对收入的需求可推测为是无弹性，收入是衡量福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是为各种机构所雇佣的，所以征税就很方便，从而降低了成本。但在事实上，上面提及的第二、三两项迫切需求的条件不可能仅从所得税处获得，因为它们有赖于一个过于宽泛的收入界定，从而可能引起具有抑制性影响的管理成本。
即使我们可以对最广泛意义上的收入（在此称作“全部收入”，包括从闲暇得到的非货币性但却可货币化的收入）征税，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e tax）仍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税收。收入包括了领受者所节省的而没有支出的货币。节蓄（或为了慈善机构的捐助）只是收入的另一种使用，它以收入为先决条件。如果不对这一部分收入征税，那么这种税收就不是所得税而只是一种花费或消费税。在税收中排除节蓄，那么这就会由于有利于富人而触犯了第三条准则，因为富人节蓄的钱比穷人节蓄的多得多。但对节蓄收入进行征税就会产生两个经济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第5章中提及的较不重要的，即引起了潜在的代际利益冲突。节蓄的货币通常投资于那些投资者死前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活动，所以他是牺牲了其自己的消费而增加了后代的消费。为后代节约的社会责任可想而知是来自上一章讨论的分配正义的契约理论：由于原社会地位的人们不知他们属于哪一代，所以就要求作出规定以保证第一代不将所有社会资源消费贻尽。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种危险，其实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只能消耗地球资源的极小一部分。只是在发达的现代社会，资源枯竭才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但明确地说，即使在这些社会中，新知识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所以甚至可以肯定下一代人会比现代这一代人更为富裕。那为什么我们还应设法减少我们的消费而使他们消费更多些呢？
另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对收入节蓄征税会在总体上减少资本投资，而不仅仅会减少远期投资。机械和其他资本资产损坏或过时的时间长度要比人寿短得多，而且如果税收挫伤了人们节蓄的积极性，那么这样的资产将会大量减少。由于个人所得税不仅征自节蓄所得而且征自将要节蓄的收入，所以它就会使人们减少节蓄，从而减少了投资。假设我是一个要缴纳50％边际所得税的人，而且要决定花掉我收入中的100美元还是将之投资于一年后会取得5％利息（假设通货膨胀率为零）的债券上。税后，我就只有50美元可用以消费或投资。如果将之角于消费，我就将取得一种净收益，我们可假设其为2．50美元，而其测量手段就是我用50美元所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对这种收益，我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反之如果我将50美元投资于债券，那么我就得将债券利息的50％（2。50×0。5）作为所得税而缴纳。这样，消费和节蓄就会负担不同的税务，而这是低效率的。（在什么条件下，我才仍然决定要进行节蓄呢？）
虽然用同样税率的消费税替代所得税来解决这一问题看来会产生反向的偏差，要我在以下两者中进行选择：只消费50美元或在年底可花费105美元。但这并非是真实的。我如果不投资就可以取得2．5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但我现在已放弃了；而且我如果努力通过消费而补偿5美元的利息，那么就不得不缴纳50％的消费税。如果我决定这一年消费这100美元，我也不得不这么做。
但要注意的是，消费税税率会高于它所替代的所得税税率（为什么？），至少最初应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有这一限制？），其目的在于维持政府岁入的相当水平。这对工作和节蓄的积极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7。7收入的界定
将任何实际收入排除在可征税范围之外都会减少税基，也会使人们更多地从事取得不征税收入的活动，还可能产生不平等（但这取决于取得不征税收入的人的财富）。最宽泛的收入界定应是所有的现金和非现金的收项，不仅包括闲暇和其他家庭生产的非现金收入，而且包括赠与、遗赠和奖金。如果我们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使个人所得税的替代效应最小化，那么，是否应对赠与、遗赠和奖金征税的问题就可能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收入纳粹是小帐还是实际上的工作补偿。父母给孩子的赠与是对已履行服务或预期服务的补偿，还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表达（即表达一种互相依赖的正效用）呢？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就应该征税，免得孩子们由于差别税收待遇而只从事家务生产不从事市场生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不对赠与征税不仅不会引起放弃市场职业的替代效应，而且这种税收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处征税都会降低他们两个人或更多的人（父母和孩子）的效用。这一分析提出了一个在分析上处理赠与的基础：业务（商事）关系中的赠与可视作收入，而其他赠与就不是收入（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现行的税法将在比赛中赢得的奖金（这应征税）和其他奖金（如诺贝尔奖金，这一类不应征税）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没有根据的。不对比赛中的奖金征税会使人们放弃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而参加比赛。但不对诺贝尔奖金和其他荣誉奖金征税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这些奖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