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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C，又使C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买的是一件赃物。那C对钻石就没有取得正当权利，因为盗贼不可能将正当权利转移给他的买主。虽然A可能通过更为提高警惕而以比C较低的成本防止盗贼的错误转让，但允许C取得正当权利却会鼓励盗贼犯罪。由于赃物买主（假设采取措施使买者失去踪影）能在转卖市场上得到更高的价格，而人们又不愿以高价购买确信所有权而放弃低价的瑕疵所有权。这样，盗贼就可能从他们的“赃物买主”处得到较高的价格。我们不希望在赃物买卖中存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3。12财产权安排的分配效应
经济学家不仅能帮助政策制定者们解释政策对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而且能探索政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效应。试以要求工厂对因其烟尘造成的住宅区居民财产所有者的损害负有法律责任为例。从表面分析，其财富分配效应只是使房屋所有者得到改善而使厂商（无疑是一位富人）处境更糟。但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污烟损害（以及减少这种损害的各种措施的成本）量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增长，那么随之产生的新的法律责任也会增加工厂的生产成本。如果企业像原先那样仅以其成本价值销售其产品，那么，它不得不要么提高其产品价格以弥补新的成本。要么减少其产量——也许会直到零产量为止。但假设企业有些同样也以成本价出售产品的竞争者，除了它们不对污烟损害负法律责任外（也许它们有更新的机器能不产生污烟这一副产品），它们的成本是与现存企业完全一样的。于是，企业就无法提高价格，因为只要一提价，消费者就会立即转向以企业原价值销售同样产品的它的竞争者们那儿去。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减少而减少（为什么有这种可能？），那它就有可能通过减少产量来弥补追加成本。否则，它必然会倒闭。无论何种情况，企业都不仅会减少利润，而且会减少工厂雇员、货源购置和依其所能租赁的土地及其他稀缺资源。
现在假设所有竞争工厂都应对污烟损害负法律责任，其结果是它们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随之，价格的上涨也就成为可能。销售不会下跌到零。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竞争企业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与其他产品相比是不一样的，由此消费者还是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买这些产品而不会去买对他们无用的产品。但我们从第一章中知道，某些替代品是存在的。所以，这一产业的产量仍将下降。这一例证和前一例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消费者现在也分担其污烟的法律责任，因为当有些消费者将只愿意继续以先前的价格购买这一产业产品时，他们就使用其他替代品。而愿意继续购买这一产品的消费者会对其支付更高的价格。
图3．2表明了这两个例证。左图表示企业承担其他竞争者所不承受的成本增长一例。即，由于其价格的略微上涨都有可能使消费者转向它的竞争者而导致其销售量下跌为零，所以它面临的是一条水平需求曲线。右图表示所有竞争者都受成本增长影响的例子。在此至关重要的是产业的需求曲线，而非企业的需求曲线。
但以上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未考虑一产品生产量的减少对其他产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在一产品产量减少的情况下，替代产品的产量当然会增加，因而就可能有利于制造替代品产业的工人（就消费者而言，其利弊当视这些产业的成本因产量增加而上升或下跌而定）。对其他市场影响的注意能使我们将经济环境变化的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和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分析区分开来。
在局部均衡框架中评估污染控制的分配结果时，我们注意到：负担此项成本的工人（在上述第2例证中）和消费者与因减少污染而得益的人比较，可能是一个较为不富裕的群体。污染的有些成本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一个健康问题，而这主要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悠闲、经济状况良好的人所承受。此外，如果减少污染可以促进其价值的那些财产为租赁财产的话，则其主要受益人不会是承租人，而是所有者（而他可能是个富人）：他们将对现在有更高价值的财产开出更高的租金。
因为财产权的变化必然会对投入的供应者有一些财富效应，这些投入是专门性的，即，它在其他可供选择的使用中不能得到很高的价格。如果工厂坐落的土地转作其他无污烟的使用与原价值一样，那么加于工厂的责任就不会影响它的价值。同样，如果工人在其他地方还有相同的就业机会，那么工厂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只会使工人在迁移成本范围内受损害。所以，只有当土地和工人技艺的现时使用比任何其他使用更有价值时，工厂的紧缩和消散才会对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财富产生影响。
财富效应可能还取决于契约。如果雇员与工厂所有者之间订有长期雇佣契约，他将被迫承担一部分必然会落到他们身上的成本。如果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订有长期租约，那么一部分减少污染的收益就会有利于承租人，而不是所有者。虽然通过契约可能防止财富不受财产权变化影响，但请求保护的那方当事人将不得不因为要承担变化的风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予以补偿。
当交易成本过高而使订立契约成为不可能时，预期也就有可能会具有缓解财富效应。假设传统规则是农民有免受火花损害的权利，但还有一些这一规则可能要变化的预期。于是，农田的购买者就将支付较低的价格，这样，如果变化实现了，他们的损失就会少些。总之，法律的变化只有在其变化是预料之外并影响专门资源需求的情况下才会改变财富分配。
3．13公地
美国西部的许多土地是为联邦政府所有和管理的。保留大量土地的原动力是环境保护运动，以免私人开发所导致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过早耗尽。这样的忧虑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在决定是否要砍倒一棵树时，生长树木的土地的私有者不仅会考虑木材出售的收益和砍伐、锯开的成本，还要考虑在其长够高度之前就砍伐的机会成本。
由政府来管理资源是违反常理的。政府将每一块政府土地上的砍伐量限制在最后砍伐后新增长的树数之内，以防止这块土地上树木数量的净减损（net reduction）。很老的森林很少会有新的增长，因为其树木全都拥挤在一起。由此，就很少允许人们在这样的地方砍伐，即使更大的砍伐量会使其增长更快从而在长期内使森林产量最大化。相反，“增长规则（rule ofincrease）”也可能会导致对新森林的过度砍伐。
政府对大量土地拥有所有权主要出于审美的理由：为野营者欣赏而保护有自然环境风貌的地区。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对进入者收费的困难性，但这是一个很无力的理由。通往那些地区的路很少，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在入口点建起收费站。国家公园同样可以私有化，而城市公园私有化的论辩就更为有力了（为什么？）。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而有必要资助这些设施的使用（虽使用者中几乎没有穷人），我们可以拨款给私有人，而这里的国家所有权是没有任何经济理由的。
好吧，这样对那些想在某天游览国家森林或想付钱作这种选择的人会怎样呢？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占有它。对那些认为森林的减少会对气候有长期的反作用而又愿意付钱支持这种信念的人又怎样呢？这些偏好、这些关心不该考虑吗？毫无疑问，应予考虑。如果人们想通过纳税而支持有更多的树，那么自由市场会保护树木（而不是仅仅由其他人自愿地为此目的而纳税），因为树木会产生外在和可占用的收益，这很好。但规模和所有权应予以区分：森林可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四章 契约权和救济
第四章 契约权和救济
4。1 交换过程及契约法的经济功能
在上一章中，我们强调了自愿交换（通常是货物或服务对货币）——即市场交易——对促进资源向更高价值使用转移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了各种影响价值最大化交换的障碍。但是，对条款一旦达成协议，交换过程就被假设为没有法律干预也能可靠地进行。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这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同时依契约履行其义务时才确实如此，而这种情况又是很罕见的。在共时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下两种危险可能在交换过程中发生：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未能预料的突发事件（contingency）。法律正是为此提供救济的。
A雇佣B为他造一所住宅，报酬在建成后支付。在房屋建成后和报酬支付前，B只能听任A的摆布，因为如果A不付给他钱，他很难将该房屋卖给其他人（尤其是房屋建在为A所有的土地上时更是如此）。所以，在原则上，A会在建筑完成后强迫B降低价格。＇由于契约法像所有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不会完美地运行，所以你会毫不惊奇地发现，房屋建筑者总是坚持要求分段付款（Progress Payment）——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顾客是其成本最低的放款人。＇当房屋建成和A向B付款后，他们的角色关系就倒过来了，即A只能任B摆布。因为房屋建设不是B履约的真正结束，而只是其开端。A指望在许多年内从房屋得到一系列的服务。如果B为之建了一所质量很差的房屋，并在几个月的使用之后就倒塌了，那么A的预期就彻底破灭了。
注意比较上一章讨论的没有财产权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耕作的情况。这一问题和契约机会主义（contract opportunism）问题都产生于经济活动的相继性。如果播种和收获是同时的，那么对土地财产权认可的需求就不那么迫切了；如果契约的交换确实是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