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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全都非常强烈地意识到通过性行为传播的传染病的危险性。然而，这看起来很奇怪，性病的外在因素要比非性行为的传染病的外在因素小。性病是因自愿接触而传播的。这（对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人应为其承担得病风险而得到赔偿（如何？），而且由此性病的数量可能比通常空气传播的、水传播的或昆虫传播的传染病的数量更接近于最适度状态。更接近于，但并不意味着达到最适度状态。
意外生育是卖淫很小的风险，而且对同性性交更不可能产生风险，但性病却是这些行为很大的风险，虽然这一观点对经济政策的真实作用（由于刚提及的原因）是不确定的。在两性性行为及男人光顾（女）娼妓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其配偶产生成本；但这只是可能，有争议的是：如果一个已婚男人没有上述这些发泄感情的方式，这一男人就更可能以对婚姻更有威胁的方式（例如，可能会导致离婚和复婚的长期私通）寻求性行为多样化。以经济学观点来看，卖淫可能是婚姻性行为的替代和补充；而同样，黄色作品可能是强奸的替代和补充——当黄色作品使手淫更舒适而替代性交时就可能是前一种情况，而当黄色作品可刺激性交欲望时就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当然，强奸是性交的一种形式。
假设社会要想降低性病的发病量，它应该努力禁止男女乱交、异性性交或同性性交吗？控制私下进行的无受害人（在双方同意的意义上）犯罪的成本是巨大的。除了直接成本外，它还包括将之界定为犯罪所产生的、对进行医疗检查、寻求医治、研究合作、防止方法学习等起抑制作用的行为，而所有以上的方法对控制传播病都是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禁止同性婚姻会增加单配偶同性关系的成本（从而增加了乱交），因为婚姻是对单配偶的认同和帮助。而谈及婚姻，研究表明：容忍同性恋的社会中会有更高比例的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结婚，从而会增加将爱滋病传至异性恋人群的危险。控制上述犯罪的另一种间接成本是因为其制止人们从事其从中得到快乐的行为而引起的效用的下降，但这种效用的下降至少可能因增进那些憎恨这种行为的人的效用而被部分抵消。
禁止未婚男女性行为和通奸的法律在当今的社会中是有害的，因为非婚性交的成本已经下降了。有效的避孕措施已降低了性（尤其是非婚性行为，为什么？）成本。由于妇女逐渐外出工作，其丈夫对其保持监视的成本就上升了，这意味着被发现的几率会降低。另外，寻求非婚性行为的成本由于妇女与男子一起工作而下降。随着婚姻收益的下降，更多妇女的未婚时间将延长，所以非婚性伙伴的群体将更大。而且单身母亲身份对妇女的成本将下降，因为现在的妇女有市场收入，她们可以用它来购买扶养孩子所需的市场商品。
随着妇女对男子较少的经济依赖，她们将更不愿意放弃其性自由而换取经济支持（为什么男人渴望做这样的交易？）。由此，贞操的价值就下降了。贞操是自我控制的一种表示，是可能的婚姻纯洁的标志。
当法律不能被解释成矫正外在性或促进效率的手段时，经济学家就喜欢它们的下一种可能性，即它们的目的在于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也许是出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我们的有些性行为法律就属于此类。一种例子是，禁止重婚（一夫多妻）这种法律就是通过限制男人对女人的竞争而增加年轻人和穷人的性行为和婚姻机会。这种禁止性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对富人的税收，因为只有富有的男人才能供养得起多个妻子。这种税收并没有直接产生财政收入，而是通过降低一个妻子的成本将财富从较富有的人转移到较不富有（人数较多）的人。
同样，逐渐不将同性性行为认定为犯罪可能不是起因于异性恋群体的容忍心的外生性增长而是起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持续的城市化使同性恋者的数量得以增加并在地理上较为集中，他们可以比分散时更有效地为政治行为而组织起来。为什么同性恋者会集中在城市呢？这里存在恰当的经济理由。寻求所发生的市场中的产品越少，结合的成本（寻求成本的一种形式）就越高。同性恋者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小镇或农村，适合同性恋者寻求结合的市场是很小的。同性恋者迁往城市可以降低其结合成本（尤其是旅行成本）。在城市，他们最终可以形成一个比全国范围内来讲更大的人口比例。
这涉及政治影响的供应。这里还有一个需求方，近年来它也促进了同性恋者的政治行动。自从爱滋病降临以来，同性恋者已从支持他们的政府处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资助——大量的财务和研究性资助用于与这种灾难作斗争。
最后，产生了被罗伊诉韦德案所撤销的法律的19世纪下半世纪反堕胎运动，被内科医生们推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他们由于要求许可专业人员拥有行医垄断权而使为人堕胎者（他们不是正规医生）成了允许非正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这种道德和医疗危机的象征。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六章 侵权法
第六章 侵权法
6。1事故经济学与过失责任的利尔德·汉德公式
任何人都会采取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预防措施。如果你决定是否要购置一台辅助发电机以保证停电时不至于使你收集的极有价值的南美蜥蜴断氧，那么你肯定会权衡辅助发电机能防止的蜥蜴损失及其成本，至少会粗略和快速地作一下分析。收益至少可以用一个基本近似值来表达，即一段时间内（比如说一年）由断电可能引起的蜥蜴死亡量及损失的美元额。假设损失的几率和金额——P和L（代表损失）分别为10％和1万美元。那么，预期事故成本（PL）就是10美元。假定只有当你在风险中立而非厌恶风险时它才是衡量预期负效用和预期成本的方法，但要通过假设你对蜥蜴生命投的保险将以相当于预期事故成本（PL）加一些为补偿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附加费（为了简单化而假设至零）的外加保险费就能弥补因断电引起的死亡损失，从而将风险厌恶排除在外。这样，辅助发电机对你的预期收益就是每年10美元。假设其每年成本为8美元，你将会购买辅助发电机——但这是以你没有更便宜的预防手段可用为前提。如果发电机的成本超过10美元，那你就不会买它了。
因为在这个例子中预防措施的采取者和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的受害者是同一个人，所以没有法律干预也将取得最佳预防。但如果换一个例子呢：假设遭受损失的不是蜥蜴而是汽车事故发生时你的小手指，而避免事故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是某些驾驶员——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将车开得更慢些。假定你的预期事故成本为10美元（像前例一样是1％×10000），而其他驾驶员开车更慢一些（由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成本是8美元。效率就要求驾驶员将车开得更慢些。但由于与像你这样的潜在受害人进行交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除非法律制度干预——如法律认为驾驶员应对事故引起的损害（1万美元）负法律责任，否则他不会这么做。然而，他有一个为数10美元的预期法律损害赔偿成本（expected judgement cost），这将促使他对预防措施投资8美元以通过避免事故而使他的预期法律损害赔偿成本零化。
我们上面提及的例子将由过失法（the law of negligence）来处理，这可以用利尔德·汉德法官的过失公式（the negligenceformula of Judge Learned Hand）加以概括。通过界定我们的损失几率（P）和金额（L），并用B表示预防成本，汉德认为，如果（而且只有当） B＜PL时加害人才构成过失，这就是我们的例子所表明的最佳事故避免公式（the formula for optimalaccident avoidance）。但是，无论在汉德公式还是在我们的公式中都还存在一些模糊性。假设我们的预期事故成本（PL）可以由驾驶员以9美元的成本每小时减低车速25英里而予以消除。但进一步假设我们的预期事故成本（PL）可以由驾驶员只以2美元的成本每小时减低车速5英里而减至1美元。这表明，为了使我们的预期事故成本（PL）从1美元下降到零，花费了驾驶员7美元（9－2）的成本，社会净成本为6美元。很明显，我们只需要他每小时减低车速5英里，这将使社会收益净得7美元。这一例子表明，我们必须要对预期事故成本和事故成本进行边际比较，即通过衡量安全的细微增长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在再花1美元只能得到1美元或更少的安全增长时停止为更安全投资。很幸运的是，普通法方法促进了边际研究；这只是因为对法院来说，要取得加害人安全预防的细小变化的信息通常是很困难的。
汉德公式（以其正确的边际形式）在图6。1中得到解释。横轴代表注意（units of care），纵轴（像往常一样）代表金额（美元）。PL曲线描述了作为注意函数的预期事故成本的边际变化，根据注意能减少事故的假设，它将呈下降趋势。曲线B是注意边际成本，根据注意投入的稀有性决定了购买越多价格越高这一假设，它将呈上升趋势。两条曲线的交叉点（C*）代表了适当注意。（PL必然下降而B必然上升吗？）自C*点往左，加害人将负有过失责任，因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