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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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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0章 离经叛道（三）（）
“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猛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猛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历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历朝历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历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