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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大肆排挤和打击了齐楚浙三党，被视为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东林党正式成为了大明朝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大明的党争也越发激烈。
其实，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评价官员的优劣不以能力和德行为主，而是要看其政治上的主张，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这样一来，就把京察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然而，即便是这个道德标准也不是以公正廉明等操守为准，而是要以东林党所推崇的理学思想来衡量，认为赞同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反对者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党同伐异。
李宏宇已经收到了风声，赵南星现在正在大力搜集对齐楚浙三党不利的证据，好像还提出了“四凶”的说法，把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个齐楚浙三党的党魁列为为非作歹的典型。
这使得李宏宇不由得想到了后来那些反东林党的文官给东林党人的编的奸臣名录，看来这是事情的源头在东林党的身上。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党争到了如今这个地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已经使得文官集团内部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今年的京察势必会使得这道裂痕急剧扩大，进而使得双方发生决裂。
李宏宇很清楚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冲突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对皇权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税收之争。
如果让李宏宇拉划分的话，齐楚浙三党的官员虽然也想要从皇帝那里夺取更多的臣权，但他们是温和派，或者说是鸽派，而东林党则是鹰派。
齐楚浙三党并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以及降低税赋等主张，毕竟中央集权是确保国家安稳的根基，而税赋不足的话不仅没办法用兵打仗，而且连正常的官府运作都受到了影响。
由此一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虽然这对文官集团不利，但对被文官集团束缚难以大展拳脚的天启皇帝无疑是个好消息。
虽然天启皇帝年轻，但他由于自幼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悉心调教，对朝政有着自己的想法，虽被文官集团压制但也做出了不少政绩出来，说到底他是大明的天子文官集团也不敢行事太过出格。
例如，天启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惩处在移宫案立下“大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如果不是王安与东林党人相勾结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出闹剧。
如果不是看在王安是泰昌帝心腹内侍的情分上，天启皇帝绝对会杀了王安，以消心头之恨。
事实上，当明军丢了沈阳和辽阳后，年轻的天启皇帝在辽东战事上已经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信任。
为此，天启皇帝让魏忠贤派出宦官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并恢复了嘉靖年间被首辅夏言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废止了文官监军制度。
这等于绕过文官集团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掌控军队的系统，预示着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贤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天启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文官集团自然要大力反对了，不希望被年轻的天启皇帝压制住。
为此，文官们选择了一个拿手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发挥了他们作为文人的优势，开始大肆编造不利于天启皇帝的谣言，污蔑天启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贤这个阉人把持。
不仅如此，还说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暗中使得后宫怀孕的妃子堕胎，不让天启皇帝有后代，进而把宫外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乃至怀疑天启皇帝跟客氏关系暧昧。
更有甚者竟然说魏忠贤没有阉割，想要自己当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实完全理解天启皇帝启用太监监军的苦衷，天启皇帝登基时后金还被阻挡在边墙外面，可仅仅两年时间就使得明军退守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
这使得天启皇帝已经不再相信文官集团能击败后金，事关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启用身边的内侍，要不然关外危亦，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从李宏宇所掌握的情报上来看，魏忠贤并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天启三年大明的税改就是他与内阁首辅叶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两个，减免田税和增加杂项收入。
这次税改，在维持万历朝每亩加派九厘的税制下对贫困地区的百姓减免加派赋税，减免了近两百万两的税收，进而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由于这次的减税，使得大明的财政预算出现一百六十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祇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历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廷找来了一百万两银子，并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至于叶向高，由于他是东林党的党魁，东林党人自然不可能攻击他了，因此把矛头一致对准了魏忠贤，把魏忠贤说成是贪婪弄权的贱人，非常之不堪。
叶向高之所以会赞同这次税改，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派，这也是为何天启四年“东林六君子”事件后叶向高能够从京城全身而退的原因，天启帝对其也是礼遇有加。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局势现在是一团乱麻，他想理都理不清，唯有听天由命了。
第635章 万国来朝（）
李宏宇回京的消息早已经传到了京城，天启帝为之大喜，让大明辅臣、詹事府詹事孙承宗率人出城迎接。
天启帝的这个安排很有意思，李宏宇被外界视为楚党，而孙承宗则是东林党，按理说现在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党争正是激烈之时，东林党的官员肯定不会去迎接楚党的官员。
可京城的派系不仅仅有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分，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圈子，李宏宇和孙承宗曾经在詹事府共过事，都是天启帝的老师，故而两人之间私交非常好，都是天启帝非常信任的人。
因此，天启帝这次派孙承宗来迎接李宏宇，在所有的大明辅臣中孙承宗是最合适的人选。
故而在党争激烈的京城出现了怪异的一幕，一个东林党大佬出城迎接一个楚党的大佬，而且还谈笑风生，这使得气氛显得颇为诡异。
孙承宗与叶向高一样，都属于东林党的温和派，而杨涟和左光斗等人可谓是激进派。
对孙承宗而言他对党争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把注意力放在了关外战场，非常渴望领军打仗，如果不是熊廷弼是众望所归的话他就想要出任辽东经略。
在李宏宇看来，孙承宗如果能代替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的话，关外的局势不会恶化得如此厉害，他与王化贞同为东林党人，即便是有矛盾也不会激化搞得经抚不合，将士们无所适从。
跟随孙承宗前来迎接李宏宇是京城各部院的官员，呼呼啦啦黑压压一片，谁都知道李宏宇是天启帝面前的红人，故而自然要前来巴结讨好。
说起来，这次京察跟李宏宇没什么关系，李宏宇现在在地方上任职，不属于北京和南京的官员，因此京察管不了他。
至于说地方上的考察官员的“大计”，李宏宇可是正二品的官员，比地方上的最高官员的官阶还高，谁又能考察得了他？
因此，李宏宇的身份就显得非常超然，无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无法伤他分毫，等于直属于天启帝。
李宏宇的到来使得京城的齐楚浙三党官员精神为之一振，齐楚浙三党之所以在跟东林党的党争中处于劣势，就是在高层的话语权不及东林党，李宏宇的回归使得齐楚浙三党在高层的话语权骤然增加。
东林党的官员则随之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虽然李宏宇从没有对付过东林党，但他现在声威日重，使得东林党不得不如临大敌，要知道李宏宇不仅握有兵权还能够对天启帝产生重大影响，说不定就把齐楚浙三党不利的局面给翻了过来。
不过，与东林党没有利益冲突的李宏宇现在还不是东林党的敌人，况且李宏宇与杨涟等东林党人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就算双方有矛盾也比较容易进行沟通，避免发生严重的冲突。
在李宏宇一行人中，前去京城觐见天启帝的陈婷无疑是最为激动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来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