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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既明，内容便昭然可解。首二句，陈寅恪以问答的形式写对“经史”的感受。这“经史”绝不可能取其传统意义，因为此一意义的经史乃是寄托着他几乎全部感情的“圣籍”（语见1964年赠蒋天枢诗），决无加上“虚腐”、“溪刻阴森”一类评语之理。我以为它指的就是讲习会上所学的理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陈寅恪的角度看，显得严酷可怕。联系他以往对俄国式共产主义的恐惧（参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一九四八年部分，三联书店版）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告，陈寅恪“溪刻阴森”这样的过激之语是可以理解的。诗的第三句，是写当时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论开卷语”，无疑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家竟相表示，学习马列主义，“不亦说乎”。末句“说瓜千古笑秦儒”用秦始皇坑儒之典：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古文奇字》，此说不见于《史记》）冬天不结瓜，本是人人皆知的常理，秦儒们一见到瓜，不去分析硎谷的特殊地理条件便纷纷改口，结果仍不免一死而为后人所笑。现在许多读书人一下子背弃昔日所学，套用《阿房宫赋》里的话来说，后人笑之（秦儒）而不鉴之，势将使后人复笑后人。从日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看，陈寅恪的预言是不幸而言中了。由此可见，《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跟他一贯主张的为人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汪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出北上任职的两项先决条件，第一条不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吗？
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的，其实还大有人在。这种学习后来有愈演愈烈无休止之势，弄得许多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深以为苦。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二十七日，顾颉刚作了题为《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的大会发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在二十九日的茶话会上作了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提及顾颉刚的苦闷，见《周恩来选集》下卷298页）。实际上，这不是周恩来关注这个问题的开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他谈到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第一点便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因此，“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这也许是“六分之五工作日”这个提法的最初出处。遗憾的是，虽说要求是以中央的名义提出的，虽说报告在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但保证六分之五工作日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然没有被“坚决贯彻实现”，而且事实上更多的工作时间被剥夺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不得不重提这个要求：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卷二51页。同样的意思又见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加上“必须”、加上“至少”，这就完全回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的提法上去。不同的是，这一回，同样的要求被真正贯彻实现了。
对政治学习的迷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谁也无法否认，政治宣传和学习在武装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种过去非常有效的办法在进入城市面对知识分子的时候却碰到了麻烦。叶圣陶《北游日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条载：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感困难。余与铎兄（郑振铎）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叶圣陶集》第22卷42页）这是极好的意见。可惜多半只是见诸几位民主人士私下的闲谈，未能上达天听。历史已经注定，最需要知识分子为之献出聪明才智的新中国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多少知识分子也将为白白荒废了宝贵时光、为自己未能尽展才华而抱憾终身。当年的政治学习，其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领导。读有关回忆录，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大学里并没有人有组织、强制性地向师生灌输马列主义，但是照样产生了大批共产党的支持者拥护者乃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主要应归功于两党所作所为构成的鲜明对比这种无声的教育。在取得政权之后，只要真正改善国计民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新政权竭忠尽智。适当的学习当然无可非议，滥用时间、死板的学习方法却只能招致反感和不满（参看叶圣陶《北游日记》1950年8月17日条）。逆反心理一经产生，学习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云在青天水在瓶——读《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
？ 尔 建
书屋品茗
这是一本正在阅读中的著作，照理说，对一本尚未读完的书，是不应该勉之为说的，为了书，也为了自己。但如果并非“勉之”，而是激于一种冲动，那么又何必拘泥形迹、禁锢本心，而不让它行于所当行又止于所当止呢。
这本书的作者，我是认识的，尽管一年下来；见不着几次面；但接触之中，却明显感到他身上那种沉静的士子气，其时我并不知道他在撰著此书，因此对他的那份气质微以为怪，他本不是正宗的江南人呀。尽管他自己说秦邮古地划属江南，也许我是固执地缘因素而他却着眼于文化传统。后来得到此书，通过闲聊又知晓了他下一步的研究打算，方才于心了然。实在是他的研究取向和阅读经历给了他的性情以极大的濡染，不断地浸润于江南儒林著作之流，那南方的士子之气透过纸面在他身上慢慢地洇化开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面对本世纪江苏五代文人，费振钟所以以江南士风的视角作切入，这未尝不是源于本身气质的自然选择。那么，是以书观人，还是以人观书？折衷的说法，恐是两者互为投射吧。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江苏文学，上自曾朴、徐枕亚，中经叶圣陶、朱自清，又及汪曾祺，过渡以陆文夫和高晓声，直迄与我们同时的叶兆言与苏童，头尾遥距五代，可谓长矣，用一根什么线将其贯穿，将直接决定着这本书的分量与成色。当我得知费振钟在做这个选题但并不知晓他是如何做时，这百年间的江苏文学大况在我脑里是一片茫然。所以拿到书时一眼瞧见“江南士风”，仿佛豁然开朗，未曾展卷，已自胸中清晰起来。私认为，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角度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江苏文学了。当然，江南士风与其说是贯穿这百年文学的一根线，毋宁说它是一个最合适的背景，这个背景给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的维度，但它在楔入二十世纪江苏作家的创作时，还需要具体的中介，因此，在对“江南士风”作了通盘的历史性的描述——这其实是对江南文人文化进行一次审美意义上的面面观，之后，随即由面而点，笔锋直落“智性”。由它作为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的接轨点，从而以士风为背景、智性作贯穿，由此串起先后五代江苏作家的连理，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挑得很准的关键词。”江南文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或者作为一种‘雅’文化，其质点显然就在于它的‘智性’特征。”这是对江南士人文化个中三昧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