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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转载，这一来，约杂文者增多，我也如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但是，写杂文毕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没有很久，就引起了“正人君子”们的不满。《文汇报》的《文汇月刊》创刊时，我给他们写了篇《摇头婆婆和孤臣孽子》，奉劝有些人不要看见新事物就大摇其头，不料马上为一些人不快，说我是主张把在黑暗中做的事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做，其实我摇头的事儿也不少。又过了不久，《解放日报》的一位编委，约我写篇杂文，正好我看到《祸起萧墙》这篇小说，讲某些地方山头主义严重，我就写了篇《要一点移山精神》给他们，文章经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签了字，用了。但过了两个月，也是这位发稿的副总编辑，却用“振千”笔名写了一篇对我无限上纲，迎头痛击的杂文，题为《也要移一移》，说山头主义并不是这样严重，而是我的思想、立场，却应该好好地移一移。
振千的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对我严厉批评，在北京的曾彦修（严秀）同志，看了之后，大为不解，他于九月十六日向周扬同志写信，讲了他的意见，并要将两文转请任重（王）仲勋（习）乔木（胡）耀邦同志一阅。周扬于十月十三日批示“照转”，由赵守一、朱穆之两人联署。耀邦同志于十月十五日即作了批文，这样才使我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这事已快过去二十年了，事过境迁，我不妨把当时的信函和批示发表出来，看看杂文写作的坎坷道路。
曾彦修同志给周扬同志的信：
周扬同志：
有同志告我，上海解放日报曾刊冯英子一短文，近又发一严厉批评文，对此感到可怕。我把二文找来反复看了几遍，始终看不出冯文有什么错误（个别字句当然可以修饰得更平稳些），而批判他的那篇“文章”，真“叹为观止”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是上纲太高，而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且全文为现存恶势力辩护，与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全然不符……
如此“贯彻”中央思想座谈会议精神，实在值得注意。这不是比“反右”时抓辫子还厉害吗？有人想大搞反右派，大搞文字狱，此文及此文得以发表，原是意料中的事。
冯君自青年追随党四十余年，对党一片赤忱，会上会下，人前人后，一片老天真，工作不分高低，不计名利。如此可靠的党的老朋友，保护爱惜之不暇，何能遽作此种诬告与毁谤。看来有的人手又痒了……
此信及所附二文，如果你认为可以，盼请转呈任重、仲勋、乔木、耀邦同志各一份，原文不长，希望他们能注意及此。同时，我当对此信负责，我希望将所附二文及此信在《宣传通讯》上发表，以引起各地注意。我如果也属于“自由化”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很简单，我即日起即可辞去一切职务，专心读读书最好了。
此致，敬礼
曾彦修上九月十六日。（此信个别处有删节）
周扬同志接到此信后，于十月十三日批曰“照转”。赵守一、朱穆之两人联署。
胡耀邦同志于十月十五日即作了批示，他对冯的文章说：“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而对振千的那篇文章，耀邦同志说：“不必作一些联想的论证，看来话厉害一点。”在曾彦修的信上，耀邦同志除把一些重要句子划出来之后写道：“请穆之、守一同志阅后转陈沂同志。上海是国内国外瞩目之地，思想文艺批评要特别慎重。”
当时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于十月廿一日把这个文件批给了副部长吴建，他说：“吴建同志：请你阅后转解放日报栾保俊等副总编一阅，联系其他文章，进行一次讨论。并将此精神转告文汇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场杂文官司才豁然开朗，反批评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出现。《新华文摘》转载了我的《要一点移山精神》，转载了振千批评我的《也要移一移》，也转载了当时可见刊物几篇反批评文章。后来我第一本结集的杂文就叫《移山集》，后面全收了这场移山公案的文章。
《新民晚报》复刊之后，有一次我收到一篇南京的来稿，题目叫《跪着的人，站起来吧》。是讲某一个大人物在南京视察，有一天到秦淮河去时，两头封锁街道，断绝交通，把老百姓拦在外面的故事。这样的新闻，《新民晚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是我却利用这个题材，写了一篇杂文，投寄《人民日报》。登出的当天，《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就接到一个什么部的严厉电话责询：“你们怎么把的关？这篇文章是反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告诉他：“那你们写篇正动的来吧，我们也登！”对方说不会写，把电话挂了。
据我一个当时也在这个部作局级干部的朋友告诉我；那个部确实也开过一个局级干部以上的会议，议论纷纷，群情激昂，“照冯英子的说法，我们以后还要不要作保卫工作？”据说很多人是主张严加批判的，后来还是部长不同意这个作法，事情才冷静下来，不了而了。我也从不曾受到任何干预，我后来还写了一篇《论反动》的杂文，说说什么叫做反动。
这许多年来，我出了好几个杂文集子，有一个集子也得到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奖励，因此也就侧身于杂文家之列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人生的发展，与自然规律相同，其间若有天意焉。
我说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学写杂文，这个学字，带一点谦逊，不过我大写杂文，确实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理由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有人说，杂文是匕首，杂文是投枪，我以为杂文还是一种奉献，面对着这么多的时弊，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像前面所提的移山风波一样，听说在《也要移一移》之后，老早准备了不少文稿，打算围而歼之的。要不是曾彦修先生的拍案而起，胡耀邦先生见信即批，那我是可能碰到一次灭顶之灾的。但是，我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敞开了胸怀，献出自己那颗赤子之心，奋勇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记得我在《相照集》出版之时，曾引古人联语：“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把下联的“人”字改作“党”字，几十年来，我们信奉着党，追随着党，今天，有什么真话还不可以对党说呢？
《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的《导言》中，说我“自称是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才‘学习杂文’的，但他博闻强识，熟悉中国史事和古典文学，思想明敏，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运用资料，如数家珍，行文流畅自然，一片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此一段，不免面红耳赤，自觉惶然，但最后那句话，却正是我“事无不可对党言”的注解。
其实，一个新闻记者之成为一个杂文作者，倒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新闻记者要求的是“为民喉舌”，而杂文就是一种喉舌，言人所难言，为人所不为。这几年来，我已出了十几本书，其中大多数为杂文，今年，香港一家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射天狼》，天狼者，侵略星辰也，我射这个天狼，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一个中国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揭露你们，讨伐你们，你们睁开眼睛来，看看中国人民的愤怒的眼光，你们就会知道，要走这条侵略的老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此外，已经发出的书稿，大概也有两三部，说大概也者，有的书稿拿了出去，还在天空飞来飞去，等待着一种变化多端，无可捉摸的命运。
我生于一九一五年，正月里就过了我的实际年龄，号称八十三岁，并无虚夸，而活过这个世纪，也不算奢望，纲纪不振，世事如麻，作为一个杂文工作者，除了奋然前行，其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写于上海
昨日的一则故事
？ 傅白芦
史海钩沉
《顾准文集》出版后，在知识界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博得了不少发自内心的推崇。
有几位老友或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询问其中一篇文章曾在一家杂志被抽下的情况，因为我参加过这家杂志的筹办，并且作为总编辑们的助手，参与了每期杂志稿件的审读，编辑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的工作。老友垂询，理应如实奉陈。只是事隔多年，记忆恐难准确，好在手边存有当年的日记，记载虽很简略，倒也有助于为这件昨日发生的故事勾勒轮廓，尚望健在的知情者纠讹匡误。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杂志，在一九八○年一月正式创刊之前，出过一个“样本”，也就是“试刊”，它是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九月初编就，十月六日付印的；月底印出二百本，分送院部负责人和各研究所以及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所）征求意见。
这“样本”中，刊有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文前，有个简短的介绍：
顾准，一九一六年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组长等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此文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作者在被当作“专政对象”，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这是可以讨论的。
本刊发表此文时，只对个别比较明显的错漏字句作了订正。
这个介绍，与其他十二篇的介绍有所不同，说明了作者的死，他的写作条件，并希望引起讨论。
（2）编辑这个“样本”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还不足一年，解放思想起步未久，理论的探究比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农业的加快发展，显得更为步履艰难。而杂志又刚刚创办。
在选稿过程中，张闻天的遗作《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备选稿件中的一篇。它针对那种急于过渡，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