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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崇高民族气节、深厚传统文化素养，而又极富于、极同情新思想的名门世家之中。这些又都具体体现在先生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据先生之侄陈封怀先生《回忆录》，“……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另外，还有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事实上，先生少年就从友人学日文。世家的教育方法自有独到之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代科学”条中有一段文字，虽然未必全合于陈家，仍可称大有深意。刘成禺把当时中国社会的读书风气区别为“书香世家、崛起、俗学”三类，而“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世家，尤其是自明以降清华世家，大多数通由科举正途而得以建立，鲁编修用以培养千金独女的八股文自然是要作的，否则，君子之泽纵厚，终及于斩。但是，世家子往往在内心并不怎么看重这劳什子，敲开门或数敲不开之后，这块砖一扔了之，还是由着性子、兴趣做学问或过日子或做纨绔，靠科举奠定自身价值地位的世家往往在内心深处鄙夷唾弃科举本身。这其中自有意味在焉。
先生正由此承续了气节、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深厚家学。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不仅使他得以完成与留学多年多地获得的西方新知的完美接榫，更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尤重氏族，旁及婚姻，以士自待，厚望世士的血脉所在。
关于后来留学以及回国后教学研究，以及所取得的令人徒生仰止之叹的巨大成就，基本上都可以在此书所选文章中得睹。我只想就先生国外、国内两大阶段各补充世上注意不够或尚未及注意的两点意见，但愿不是多余的话。
先生令人神往的游学生涯今已难再，这一阶段之所以重要，绝不仅仅在于期间所研习的一二十门稀奇古怪的外国语文。从现在具备的资料来看，寅恪先生极可能是中国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第一人。当时西方最新的文化学、史学理论也在其视野之内，先生确实受到了影响，并予以纯熟地运用。这一点尽管没有直接反映在先生著述文字之中，但已由汪慕祖教授在《史家陈寅恪传》中独具慧眼地拈出，比如兰克（Ranke）的实证史学，至于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一二十门外国语文，具体情况可在收入本书的恩师季羡林先生介绍笔记本的文章中看到。我想补充一点。在寅恪先生游学欧洲前不久，欧洲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由于各种机缘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发展。殖民主义者在稳固了对殖民地的统治之后，为期长远稳固的保持其统治，一般都支持鼓励对当地文化有真正学术举的学者从事研究。在东方学领域内而言，寅恪先生用力最深的梵文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古语。正是由于梵文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方得以蔚为大宗，本身就是梵文学家的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才得以创立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本身也是梵文学家的本费（Benfey）才得以把古印度《五卷书》中的故事一直追踪到阿拉伯语的《卡里内和迪木乃》乃至格林童话，从而创立了比较文学。寅恪先生在此风云际会之时，禀天纵聪明，又得炙法国伯希和（Pelliot）、美国兰曼Lanman）德国吕德斯（Luders）这样不世出的大师，宜其造诣宏深，但是，我以为重要的并不在于寅恪先生懂那么多的语文，而在于，只有本身承续了乾嘉学派优秀治学方法的寅恪先生才能真正完成了西方历史语言学与中国“读书须先识字”传统的契然接榫，再辅以清儒不得与闻的精当理论，完善方法，自可独辟天地，遨游中外古今，无往而不利。比寅恪先生还要早，章太炎先生也曾钟情于梵文，不仅为口腹之欲惊人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所译编的《初步梵文典》作序，也不仅拟聚众请印度婆罗门教习梵文，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还强刻工所难，在《国故论衡》（浙江图书馆本）中用坚硬的刻刀在差不多同样坚硬的木板上镌刻出一般用竹苇木笔写在贝叶或纸张上的天城体梵文字。结果自然宛如画符，不可卒读。虽然章太炎先生也多次在文章中注引梵文，但是显然没有取得寅恪先生所取得的效果。问题大概就出在章太炎先生对西方历史语言学没有像寅恪先生那样深切的了解。这自然不能苛责这位旷世大儒，但我们不正可以看出寅恪先生之“大者”所在吗？
至于寅恪先生晚年，近来出版的陆键东先生大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在叙述寅恪先生游学生涯时不无小误，但仍然提供了大量前所不知的原始材料，足资参考，花城出版社曾出版过冯衣北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副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椎”，有趣的是，冯衣北先生所著文二篇用大号字印，亦只占四十四页，而所附余英时文章五篇用小号字印，竟占一百六十六页！两家争论，原是学界常事，我自然不敢置喙。窃以为余英时先生对寅恪先生晚年诗文的释证确在某些地方失之过深，余先生以为的“今典”不一定就是寅恪先生的“今典”，但是，余先生所用的方法却确实是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至少在这一点上余先生的文章仍然有其意义与价值，读者自可参看。我在此想说的是，寅恪先生当然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但绝不是一个麻木的学人。先生对时局的关注程度是极为惊人的，当国共两党激战东北之时，寅恪先生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敏锐地指出锦州的攻守为关键，就是明证。另一点是，寅恪先生一直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入主观情感，本书所选石泉、李涵先生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一点。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但是，谁又能否认在寅恪先生晚年的重要著述如《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充满了主观情感呢？为什么？这种转变的背后又有何意蕴？这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加以研究的。
没有畏友郜元宝博士，我大概是不会编选这本小书的。元宝博士不仅提议、促成了这项工作，并从我至今从中借过一本书的复旦图书馆复印并选定了港台学者的文章，还对本书的编例多有指教。我无法说服他与我共同署名，好在我还有如实记下感激之情并保存一段“小真”的自由。
（《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泛说明清闲情小品
？ 何满子前言后语文学艺术是社会的心声。以正常的情况来说，宣泄社会各种情趣的文学艺术都有存在的理由、存在的价值和在现实中获得存在的空间。这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合理”是指其存在的必然性，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正负评估的意义。比如，趣味低级庸俗的玩艺的出现乃至流行也有其合理性即必然性，因为有它的土壤和市场；却并非说这类玩艺对文化和人类精神有正面价值。
进而言之，即使并非负面价值的文学艺术，它所散播的情趣之效应的正负，也得接受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检验，非常情况下就不能以正常情况下的标准来评价。比如有点幽默，有点闲适小品并非坏事，人不能成天正襟危坐，道学家似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容许而且应该有多方面的感情宣泄和感情享受，那才是正常人生。可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国难正殷，危亡可虑，全民族紧张地亟谋抗日救亡之际，林语堂等人忽然起劲地提倡幽默，鼓吹闲适小品，那就是扯时代之淡了。当此时会，鲁迅起而批评，指陈其利弊，只要明白事理稍具良知的人都不能不肯定鲁迅的正义，代表的是民族心声的最强音。鲁迅并非峨冠博带一本正经的高调家，他也反对连吃西瓜都要联系到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冬烘，只是权衡时代和民族的利弊而发的谠论。又如抗日烽火正殷，全民以抗战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之际，梁实秋忽然在《中央日报》上特别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文学主张，是非曲直不言可决，自然遭到了文艺界的斥责，那原因是这种主张和时代不合拍。之所以提到这两件事，是因为由于经历了一个世代的文化清教徒式的荒漠时代，人们对阶级斗争为纲的独断现象十分反感，于是找寻往日的文星，林语堂、梁实秋辈便被发现了出来，这也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有些人却为了要垫高此辈，抽去了时空即当年的形势和条件，叽叽咕咕地妄评鲁迅当年的批评为偏激，说当年抗战文艺界之反对“与抗战无关论”为狭隘。故而要提醒一下，使读者善于对待这类架空之论。同时，小品文这一文体又正是和当年的争论相关涉的。向读者推荐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