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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古已有之，至晚明，这一文体突然繁杂，俨然蔚为一时文学的灿烂景观，其实正是矫正文化时弊，有其抗击礼教禁锢和挣脱笼罩当时文坛的慕古文风的积极意义的。当时公安、竟陵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家群落，连同略早的李开先、徐渭等人，和以思想斗士立身的李贽，他们的主张和文风虽各具面貌，但大同于不满冷酷的礼教禁锢，要求解放个性，抒发性灵，直写胸臆，捕捉真趣。对突破士风中的道学伪习，文风中的慕古颓风，颇起了冲击作用。他们的作品也不是全部抒写闲情，鼓吹颓放；讽喻世情和拈抉妙悟者亦所在有之。诚如鲁迅所云：“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可知鲁迅并非一般地反对小品，反对闲适，甚至也不反对适度的颓放，而只是不悦于过分的闲适与颓放侵蚀应有的人生追求，老话叫做“玩物丧志”，今语大概就是转移对理想执着的目标，以至冷却了对时代的使命感。粗浅一点的比方，正如人生无妨觅闲品茶饮酒，松放调剂一下精力，但成天围着茶炉或酩酊于醉乡是不可取的一样，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更何况文化上的事，还有个时机、条件和助长或抑止社会风气的问题。
明清小品之所以繁荣并能形成一时的文化风气，亦如当时小说戏曲之繁荣并营造出了一个文化氛围一样，是由于人们选择了它作为对冷酷而虚伪的程朱道学的逃避和背叛的出路；在知识分子则还是对机械刻板而枯燥乏味的八股制艺的逃避和感情释放。因而也是文化上的“苦闷的象征”和苦闷的消解。即使在这些作家群落中也不免有方巾气，有酸溜溜的名士气，乃至有某种中下层文士掩饰其失落感的矫揉和故作矜持之气，但其整体却播散着充满机智的闲逸情趣，超脱而潇洒的情怀和视角。哪怕在讽世、喻理甚至怒目斥责之时，也不显青筋露落的枯窘之状；在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中，也体现出作者的人格和文字的骨格，因而值得品赏和经得起回味。
文学趣味应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但某种文体和某种情趣之能得到较多人的接受，似乎也是社会情势驱动的结果。当前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风行，轻灵闲逸的情趣更为人钟爱，大概是和剧烈的市场竞争的社会氛围下人们要求获得适宜的情绪松放有关的。这种需求是合理而且有益的。那么，何妨尚友古人，从明清人的闲情小品中呼吸一下往昔文学上的清新空气，领略一下古人的情趣并领取他们的智慧呢？
浮世的悲哀
？ 宋明炜
前言后语
（《明清闲情小品》一套四册；何满子主编；即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大约是六年以前，我读了一本《半生缘》。是从母亲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记得是一本纸页打卷、发黄，很破旧的书，拿在手上就立刻能想象出它曾经辗转过多少双手的传递与翻读。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对张爱玲这个名字还感到十分陌生，心里以为是琼瑶、廖辉英的同时代人，预想中也是相近的风格，于是就在不经意中揣着这本《半生缘》上了一辆穿越半个城市的公共汽车。那是在一九九○年严寒中的一月，我早已养成挤在汽车上读小说的习惯，站在晃动的车厢里眼前的字也在晃动，但是曼桢和世钧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形象。那时我还不知道“浮世的悲哀”这个说法，但我的心中却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揪得紧紧的，曼桢的遭遇让我感到实在太凄凉，不只是同情于一个小说人物虚拟的命运，而是仿佛突然看到了整个人生中的阴惨与绝望。这本书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又重读过多遍，凄凉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来得要强烈。可以说是《半生缘》使我牢牢地记住了张爱玲：一个能把人生写得如此冷酷的女作家。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段时间整天捧着与课业相关的作品，或是津津有味或是心不在焉地读着。那时读的小说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很少，但我清楚地记得读完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那个上午。那是在一间宽阔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巨大的房间里稀疏地坐了几十个学生，是一堂枯燥乏味的选修课。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丝毫没有听进老师在讲的内容，完全沉浸在了葛薇龙阴郁的人生故事中。掩卷之后，我看着课桌上一小片淡黄色的阳光，再回想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感到仿佛是做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噩梦。我的心里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读完了那本书中收录的六篇张爱玲的小说，又继续去读所能找到的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不久以后，我在校门口的书摊上买到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又得以痛痛快快地把她的作品再仔细地读了一遍。那种噩梦般的恐怖更深地袭进了我的心中。凭着一时冲动，我当时就在心中暗暗地许了一个心愿：将来我一定要为这个女作家写一本书。后来我对一位尊敬的长辈说起了这个心愿，他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我回答说：我就是对张爱玲的人生感到好奇，其中我最想弄明白的一点是，究竟是怎样的经历使她在作品里把人生写得如此绝望。年少轻狂的我却也知道，这多半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此后的几年中，虽然在不断地读张爱玲的书，经常试图解决心中的疑问，但是兴趣却始终止于阅读，思考也仅仅止于惘然。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在上海见到陈思和老师，我的这个梦想才终于有机会变成了现实。从那时候起，我真正开始为写一本《张爱玲传》做准备。正式动笔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一九九六年四月完成初稿，其间虽然也有课业与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但是我整日都在牵挂的却一直是这本书的写作。几个月前，我为这本书的台湾版写过一篇简短后记，其中有两段谈到了写作中的感受，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观望另一个人的生命，看到她的生，看到她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她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看到她绝望的心，看到她从人世中的遁出，看到她的死；这样一种观望，似乎应该令人忘记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应该是一种沉醉，但是在事实上，在这沉醉之上，我感到一种心痛，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生，看到了自己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了自己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心——这样一种观望，其实是需要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的，面对着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观望、沉思，最后遇到的应该还是自己的心灵，最终面对的应该还是自己的生命。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点点的感到了这种观望的沉重，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另一个生命，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发现自己的生命。
这些当然都是实话。我心里想着那个令我困顿的问题，开始写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但在这过程中；常常也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后，我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对个人生命的认知。
然而当我最近又一次通读全书之后，书稿刚完成时的兴奋却被一种沉重的心情所取代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重现她人生际遇中的阴暗面，用她的生平阐释她作品中的意义，这是写作时的初衷，但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她的心灵史，我有时不得不采取以心写心的方法，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染上了我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想要重现一个客观真实的张爱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够在根据可信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我心目中的张爱玲，然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惶惑，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可能在我讲述的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而碍于我思想的浅薄和学术视野的狭仄，这种主观的倾向经常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局限。事实上，直到我写完全书最后一句话，我仍然没有把握断言，我已经了却了我的心愿，已经能够理解张爱玲的心灵。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多面立体的人物，但是从我一己的视角出发，显然在很多地方或无意或被迫地把复杂归于简单，削弱了多面中的丰富性。想到这里，就使我特别地感到惶恐；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一本存有很多缺陷的很不成熟的书稿。
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挤在公共汽车上沉醉于《半生缘》的痴迷心境，在上海初次学着搜集资料忙得焦头烂额的困窘处境，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的艰难时日。并且我还记得张爱玲为天风版小说集写的一篇序言，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话：“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由此我想起了自己，这本书很可能是写坏了，但是我知道，张爱玲的人生确实是很值得去认知的。有许多种原因造就了她独特的心灵，使其成为现代人焦虑与绝望心理发展到极致的缩影；通过张爱玲，或许能够懂得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人真正感受到虚无感弥漫在心中，无为的痛苦咬啮着心口的创伤的时候。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里特别强烈地有过这种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这本书中写出了这种人生中的虚无。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