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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稿过程中，张闻天的遗作《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备选稿件中的一篇。它针对那种急于过渡，总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甚至置破坏生产力而不顾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正确的理论批判，这实际上是张闻天当时提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建议以及有关问题的论述的理论根据。读过这篇文章的编辑们，都很想在创刊号上将它公开发表。但传来院部一位负责人的话，大意是，这篇文章争议很大，院刊刚创办，不宜抢先刊载，还是让《经济研究》发表为好。也就在“样本”将要编好之际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随即将它们编印成单行本；《经济研究》的一九七九年第十期，也就将《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公之于世，而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仍未将它辑录入内。
顾准的文稿，是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转介来的。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于这一篇，好像还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等多篇。他的文章，博见中外文典，显现深阅世变，学术性甚浓而无老学究气，思想性颇强但无党八股味，且文字清新，写于“文革”中毫无“大字报语言”。读过它们的编辑大都叫好，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评价最高，认为展示出了作者的理论功底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于是选用了它。
（3）“样本”送出后不久，陆续收到不少的意见。有的在总体上表示赞赏，有的对学术文章的思想性表现出较高的要求；有的认为，刊登寿臻耄耋的老学者的论文如《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和《智骞“楚辞音”跋》，表明杂志对他们及其治学方法的尊重和肯定，是在事实上纠正“左”祸连绵中常见的“偏差”；有的觉得，过于冷僻的文章，不宜成为综合性刊物的选题；有的还对个别文章的论点、论据提出质疑……真是异议蜂起，使编辑人员深受教益。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遇险，则是始料所未及的。院部有人认为，“应当抽下”。理由似乎是，党中央早已将七月一日定为党的生日，还有什么需要考证？编辑部内也有人竭力拥护，坚决主张抽下。大家正犹豫中，时过两天，幸好院长胡乔木发了话。他不以为这篇考证应当抽下，他以为在党史研究中弄清一些还不清楚的问题，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册，被认为是对党的创建史研究中的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
此时，对顾准遗作，还无人触及其去留问题。
（4）距离预定出版日期（一九八○年一月十日）只有半个月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院部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样本”。杂志社总编辑黎澍本是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历史片”即各个历史研究所），因而就不必另邀负责人列席。晚上十时许，黎澍打来电话，说会议讨论热烈，散会很迟；会议决定，抽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详情以后传达，速作补换稿件准备，以不影响按期出版为前提。由此开始了连续五晚四天的紧张工作。
院部会议决定抽换稿件两篇，实际抽下的是三篇，加上了“书评”《一本值得重视的经济学著作——读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这是编辑部自己商定的。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中，有不少篇幅与孙冶方商榷，认为孙的基本理论有很大偏差，虽然批驳了“价值工具论”，而自己主张的却也是“价值工具论”，云云。“书评”则对孙把理论研究的焦点聚集在价值规律上，确认是重要的见地，因为经济体制中的不少缺陷，恰恰都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缺乏正确的充分的估计有关系。当时考虑，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便于读者去作出自己的评价。现在，那一篇已经抽下，“书评”的发表就不是必要的了。
三篇稿件抽下，需换补八万多字，且牵动全盘布局，有关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相距约二十多公里的新华印刷厂与编辑部之间。二十九日，乔木的秘书来电话询问进行情况；三十日上午英文版（季刊）主持人赵一鹤还带病来到编辑部，商量英文稿件的换补问题。有意思的是，接替顾准遗作的，是顾准的老友骆耕漠所写的《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四种交换关系的分析》。
（5）十二月三十日是星期天，下午仍不休息，黎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院部会议的意见，宣读了从院部办公室借来的乔木发言的纪录稿。
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属于大政方针的，如指导的思想、执行的方针、坚持的原则、提倡的学风和文风、对发表文章的要求等等。二是涉及刊物特性的，比如，乔木就明确谈到：首先不要考虑看的人多少，而要着重考虑解决了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只要确实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即使与当前现实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看的人很少，也可以发表。三是关于两篇稿件的抽换。乔木在发言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谈得较多，他认为，作者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即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这个基本论点是不能接受的；文中有关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的探讨，虽有不少很好的见解，但由于它的前提不能接受，就必然会影响它的公开发表。乔木进一步提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后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严重的失误，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不能够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对顾准遗作，乔木谈得并不多。他认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能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很不容易；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要讲得很清楚，要做到根据可靠，论证周密，也是很困难的；顾准同志已经辞世，我们又不可能和他交换意见，请他补充修订，还是以调换其他稿件为宜。
就这样，本拟于一九八0年一月在北京发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年多以后的一九八一年五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面世。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顾准的另一著作《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又一年以后的一九八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时，我已调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历史编辑室的同事为它的问世，在校订、整理、核对外文和中文引文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还写了颇为得体的出版说明。这才没有让陈敏之在“后记”中担心“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的忧虑成为事实，我也有幸成为它的较早读者之一。
讲完昨日发生的这则故事，不免要引起一些思索：
——解放思想到思想解放，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运动过程。现在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在十七八年前每每仍“习焉不察”，这大概也是个规律罢。
——一篇文章也许只是思想火花的一闪，一个文集却能够将火花聚结为光束。文集出版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
——从一篇遗作的抽换到众多遗作的结集出版，说明了历史的进步。它是作为对历史灾难的补偿中的一个迟来了的插曲。
——青年顾准在追求真理中接受真理，中年顾准又继续对真理的追求，直到一九七四年离开人间。他不足六十岁的短促一生虽则“历尽折磨”，但他却为人间留下了实在的不朽。
一九九七年八月·长沙
接近世纪初
？ 王安忆
灯下随笔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