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一种是《准风月谈》，系上海联华书局一九三六年五月普及本，这虽是联华版的初版，但此前联华书局已用兴中书局名义印过一版，所以虽是毛边，严格地说是不能算作初版本的。
鲁迅先生的译著，不用说《域外小说集》，就是商务版的几种，现在也不大能看得到了。我有幸购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良友文学丛书”第一种《竖琴》，小三十二开米黄色道林纸精印，灰色胶纹布软封面，是典型的“良友版”。这也是鲁迅先生译著交良友公司出版的第一种。《竖琴》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初版发行后曾遭当局查禁，在当年十一月印行第三版时不得不将鲁迅先生所作的《前记》删去，使卷首成为白页，直到一九三五年出第四版时才得以恢复。《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书目》称《竖琴》一至四版均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亦有误。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因“八一三”事变中受损并迁址，直到一九三九年始改称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对于鲁迅先生热心介绍的版画，我一向有特殊的兴趣。但在旧版本中，我仅收有《一个人的受难》一九四九年十月晨光出版公司的初版本。当然这又不是真正的初版，此书在一九三三年九月由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初版印行二千册，一九三六年九月再版印行普及本一千册。晨光版系“重行制版”印刷，共印三千册，书前《鲁迅序》后增加了赵家璧所作《出版者言》。《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书目》中说“晨光出版公司据初版重印，卷末增加赵家璧作的《出版者言》”，则又都说错了。关于此书还有一桩公案，据赵家璧先生说，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德国书店中无意间找到了麦绥莱勒的四册木刻连环画，都是鲁迅先生文中所介绍过的，我便把他买了来。当我告诉鲁迅先生有意把他翻印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他就鼓励我这样做，并且答应为其中的一册《一个人的受难》作序。”直到一九六一年，赵先生还坚持类似的说法。但倪墨炎先生在《现代文坛散记》中却说，“当叶灵凤提供四册麦绥菜勒的木刻连环画让良友图书公司翻译时，鲁迅欣然为其中一册写序，另三册的序言分别由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撰写。事后鲁迅还在文章中肯定地提到这四本画册。这说明鲁迅对叶灵凤并不抱成见。”此事关系到对“创造社小伙计”的评价，孰是孰非，则有待专家的研究了。至于其它几种版画，《近代木刻选集》（一）、（二），《？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引玉集》，《死魂灵一百图》等，我所收得的则都是一九八一年上海美术出版社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重印的编号文献本了。尽管它们在版式上与当年的初版本完全一样，印数也只有各八百五十册，但毕竟不是原版了。
图为１９３８年６月初版的《鲁迅全集》的两个再版之版权页。一为１９３８年８月再版，一为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再版。其中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这一版常被人忽略。
《王云五小字汇》谈屑
？ 张志强
书的故事
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史上，《（四角号码增订）王云五小字汇》实在算不上什么。商务以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和工具书著称，这本平装、窄六十四开、厚四百五十二页余的工具书只是商务所有出版物中的沧海一粟。但它依然吸引了我。
本书是《王云五小辞典》的简编本。初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时已累计印刷五十九版。虽然那时的一版印数大多在一两千左右，但累计下来也相当可观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该书出版增订第一版。王云五为该书作了《增订本序》：“本书发行以来，流传颇广，足见其对于读书界尚属有用。惟著者不敢自满，数月以来，特为增订，重付排行。增订本特点有四：其一，原本所收字数七千余；增订本增至九千六百余，表面上计增二千余字，但同字之读音不同而意义互异者，为检索便利起见，作为新字排列；因此一项增出之字不下五百，故实际增加之字为千六百有奇。经此次增加后，对于一般人之需要当无不足。其二，增订本又将各字之古俗简通及其他异体字，一一互列，以资比较；其所收古俗简通各体字，亦附列本体，藉明源流。此于识字方面，不无裨补。其三，增订本对于四角检字法亦颇有改进处，如‘衍’‘街’‘衡’‘卫’等字，从前均取外廓，其号码一律作2122，遇字数较多时，同码字不免稍多。增订本将凡从‘行’之字与从‘口’‘门’‘’等字依同一原则处理，其左下右下两角，均取内部之笔，故同码字数大减。其四，原本注音间有错误，释义亦间有疏略处，增订本尽可能范围加以订正。……”从中可以看出商务的务实精神：一是及时修订。工具书是经常被使用的，存在问题显然会误人子弟。该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仅相隔两年，效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二是态度认真。序中老老实实地介绍了实际增加的字数，不作混淆视听的宣传。对进行的修改之处，同样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介绍。
除上以外，该书还有下列值得圈点的地方。该书同《王云五小辞典》一样，在书名中采用了“王云五”三字。此时，王云五已出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并且在社会上具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采用“王云五”三字，具有相当大的广告效果。此书同《王云五小辞典》一样，出版后深受欢迎，不能不说有“王云五”三字的功劳。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小辞典》出版后畅销的情况下，出版简编本《王云五小字汇》，一方面是为社会上的一些购买力较弱的读者（主要是学生）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务的市场眼光，通过出版系列套书来填补市场空缺，扩大市场占有面。
本字典采用的排检法是“四角号码法”。商务印书馆因为出版字典、词典较多，所以对排检法的研究非常重视。早年商务在出版《辞源》时，便注意到了排检法的重要性。当时，高梦旦先生经过反复研究，设计了字形定位部首排检法。但因为考虑到尚不成熟，未运用到《辞源》一书中。王云五认为，排检法的好坏关系到字典的检索速度和读者的使用方便程度，因而进入商务以后也积极进行排检法的研究。当时，社会上已有多种排检法流行。王云五从其中一种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排检法中得到启发，设计出了“四角号码排检法”。他以0到九这十个号码来代表汉字四角的十种笔形，依号码的大小来进行排序。在商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七十多次小的修订和三次大的修改，“四角号码排检法”依然没有解决重号太多的问题。高梦旦先生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增加附角的办法，使重复的号码大大减少，因而也使“四角号码排检法”具有了使用价值。所以坊间一些不明真相之人曾有“‘四角号码排检法’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窃用高梦旦成果”之说。一九二八年十月，商务推出了《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大力推广该排检法。该书销售很好，为“四角号码排检法”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云五小字典》和《王云五小字汇》都是采用了这种排检法。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小字汇》的书名页中部方框内是“笔画号码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并特别标明作者“胡适”。这同样是广告的作用要大于著作权保护的作用。胡适是王云五的学生，且王云五进入商务是胡适推荐的。但经过新文化运动，他的声誉要在王云五之上。胡适能为王云五研制的“四角号码”撰写歌谣，说明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在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中，只要出现四角号码检字的地方，都会出现胡适的“笔画号码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四角号码新词典》。当时编辑小组中有人提出，原歌将数字从三跳到零，是个缺点。于是，当时参加编辑组的黄维荣先生便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成我们今天常背的歌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没有实质性的改动。但今天大多数人已不知该歌的原作者和改动的作者了。
从编排的角度看，该书只有单一的四角号码查字途径，没有其它的辅助检索方式，对判断不准四角号码的字查起来相当麻烦。但从我买到的这本已经是增订本第十六版（1938年2月出版）、并且离增订本初版（1937年8月初版）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看，此书还是大受欢迎。看来四角号码检字法那时已经是被广泛接受了。
寻找星星
？ 易允武
书的故事
诗的命运有时也和人的遭遇一样。人约黄昏，常思念清晨。但我之所思，却是苦涩。
一九五七年，我在武汉大学就读时，曾给《星星》诗刊投寄了两组诗，并分别发表于同年五、七月刊物上。就在我春风得意之时，冷不防大规模围剿“右派”运动开始。我落入陷阱，随即被逐出校园。“文革”期间，为逃脱“文字狱”的劫难，为生活计，我只好彻底与文字绝缘，手提油漆工具浪迹于江湖。我写的那些诗也就不知下落了。
那已是浮生若梦的往事，本来不愿提及。去年夏天，湖南文艺出版社弘征先生告我，说我一九八○年刊于《星星》的另一首诗《匍匐者的家史》被收入《星星四十年诗选》中。我突然忆起了人与诗的历史。我想，这部书理应属于中国当代诗史志的组成部分，其中有我的一滴辛酸泪。于是便投函蜀中主编，诉说了早年投诗罹难的遭遇。我期待见到佚诗。那种心情，不亚于孤寂老人苦苦寻觅离散于灾难中的儿女。
一个月后，我果真收到厚达一千多页的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