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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万元。还假定毛先生余暇时间玩玩股票，且从不折本。如此一算，毛先生算是富人了。如果稍稍挤掉点儿水分，只怕也富不到哪里去。而且，穷有底限，富无止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穷了。富呢？正是俗话说的，官永远有比你大的，钱永远有比你多的。如果只有到了比尔·盖茨那个份儿上才算富有，天下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也都是穷人。
幸好穷人们没怎么有机会读到毛先生的文章，不然会很麻烦的。我做了个假想，比方碰上个穷人，我说，有位姓毛的学问人说你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穷人一脸茫然，他听不懂。我于是又说，毛先生说你拉历史后腿。穷人隐约听明白了，眼睛睁得天大。我再换种说法解释，毛先生说你是反动派。恰好这位穷人有“文革”经验，脱口而出，说，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想反动派是政治帽子，穷人会害怕，便改口说，毛先生说你是坏人。穷人愤怒起来，想骂娘了。我马上劝住了他，说，人家毛先生是读书人，你得文明些。穷人不骂娘了，挽起袖子想动手打人。我又说，不行不行，人家毛先生是斯文人，你不得粗鲁。穷人无奈，只好呸！吐了一把口水。我又想，如果谁有耐心，挨个儿去告诉穷人，如此如此，他们每人吐把口水，也定会白浪滔天，淹得死人。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名文，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什么的，写到一种沦为玩偶的动物，见了阔人就怎么的，见了穷人就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说。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我在小学时代数学就吃过零分。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平均，我们岂不更幸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会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不是更幸福了吗？！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说白了，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
有个最虚伪的礼仪，全球通行的国际惯例：为某某干杯！酒都进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某某在场，毕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见这么多人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是很多时候某某并不在场或者已经作古，人们却举酒为他干杯。举杯的人酒足饭饱，同某某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替有钱人着急
替有钱人着急
我写作觅生，身无长物。倒是有些手头阔绰的朋友，他们却为口袋里的钱烦燥着。这些人当然不是最有钱的一类，余银一两百万元左右吧。他们拿着这钱不好办，几乎成了心病。
想着去投资做生意，左右下不了决心。干什么好呢？往大街上转转，门面鳞次栉比，做什么买卖的都有了，实在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赚钱门路。弄得不好血本无归，那就悔之晚也。这些朋友中间有的原本是白手起家的，没想到赚了几个钱，倒不知怎么办了。进而一想，手头的钱毕竟有限，干什么都只是小本生意，却得同各路神仙打交道，作揖叩首，点头哈腰。想着就烦。生意是不想做了。
现成的思路就是炒股。可是四处一打听，没听谁说炒股赚了钱。有朋友于是自嘲，炒股本是投资，如今却成消费了，而且是高消费。真正有狠的大炒家早已抽身走人，转到别的赚钱行当里去了。依然留在股市里出不来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是原本财大气粗的机构股、高谈阔论的股评家、梦想再次暴发的暴发户以及亿万迷信股市可以将自己有限的血汗钱点石成金的小散户。看来，炒股也不再是明智选择了。有人说，股市的嫌钱法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拿着一两百万元钱去当猪，又何必呢？
家有黄金，外有斗量。做保险的上门了，说你钱捏在手里干什么？买保险吧。心想保险自然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没个不时之虞呢？可就是受不了保险推销员那股热情劲儿。他们的笑容总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一打听，才知道保险推销员的回折比例大得吓人。于是你的直觉就是自己的保险费有多少白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再往深处想，保险费成本这么高，能保险吗？有朋友说，他见识过保险员培训班，那场面同电视里曝光的传销培训差不多。好了，保险也不想买了。
只好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可是银行也不是吃素的，利息低得可怜，还得征税。银行服务也不敢恭维。银行有些规定真令人费解。有位朋友是做广告策划的，每做完一单，就有笔可观的收入。可每次都为去银行取钱伤脑筋。这位朋友是自由广告人，没有开公司。银行工作人员说，公款不能汇给个人。我朋友解释说，这是人家公司付给我个人的劳务费，不给我个人，又给谁呢？银行说，对不起，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朋友问，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银行说，按规定，我们应该把钱打回去。但是可以变通，你找个公司账户吧。我朋友没法，只好找个熟人公司的账户。每次都得这么周折一番，钱才能到自己手里，弄得心里总是不快。让自己的钱往别人账户上过，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想着就不舒服。更荒唐的是银行分明知道账户是临时找的，钱还是要到个人腰包里去的，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