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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嫣问：“那他能不能认出你来？”
“我一直跟着齐王不是，太子的身边，能没和他见过面吗？”
“你那么低级的官职，说不定他记不住你。”
“喂，好歹我现在也是大将军了好吧？”
“靳奕天带了多少人？”
王富贵说：“就两个，不过我觉得客栈里应该还有他的人，靳奕天行事比邵虑低调的多，不过他的身手也比邵虑好的多，不带太多人也正常。”
“那你的身手呢？”
“恕我直言，虽然比不上徐姑娘、芜姑娘、盗王、太子你们这些人，但是对付靳奕天，绰绰有余啊！”
“那我就放心了。先去找骆驼，我得把这事先办了。”徐嫣说：“有空你别忘了去屋顶上再听一下。”
“好的，你去吧。”王富贵看着徐嫣离开，又后悔了，心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那靳奕天是什么人？还打过他，我恨不得上屋顶偷听都能让他发现。靳奕天路还不会走，就跟着他爹在军队里混，身边还有文驷、文迁一些高手亲自教学武艺，我不叫他打死就是好的。
王富贵想出去解个手，没想到迎面撞上了靳奕天。
富贵略感尴尬，没有说话，靳奕天看了王富贵一眼，也没认出他是谁，两人擦肩而过。
“呼——我去，居然没看出我来，我这些年肯定是越长越英俊潇洒了，靳奕天认不出我来了。”王富贵心想：徐嫣说的没错，果然是我官职太小，靳奕天都记不住
王富贵正上着厕所，忽然听到身后的声音：“世子，我们在这儿住一天，明天就往莒国赶。大约需要两日的行程，今天您在这儿休息就好。”
靳奕天看了看周围，对手下说：“刚才有人从这边过去，说话小心一点，进去说。”王富贵提提裤子，看着靳奕天进了屋，心想：这小子要去莒国？去莒国干什么，买莒驴吗？莒国有什么事来着？莒王身患重病，难不成是去看望莒王？他看他干什么呀？莫非是去找邵虑或者其他莒国人？或者也是来西凉贩人口的？不能啊，靳奕天是个亲王府世子，他出使他国，多半涉及外交啊！不管怎么样，先把这家伙留在西凉再说。
莒国的人来西凉找药，窦国的人来西凉调查，黑国的人去莒国，路过西凉，三个国家的人有两个是身份极高，就连王富贵身份也不低。三簇势力聚集在了这个叫“西门客栈”的地方。
此时，不仅外面在忙，窦国朝堂之上也在主持一场辩论，解决官员的住房问题。
盗王认为，必须改变“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的理念，国家如今不比从前，多数官员为国服务一生，不能最后落得个回老家的下场，说好听了叫衣锦还乡，事实上就是飞鸟尽、良弓藏。对于一些官职大、功劳高的官员，应由朝廷出面解决其住房问题。
说道官员的住房，那恐怕要从很久远的时代说起。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以志纪念。
第69章 大闹西凉（三）（）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办公居住一体的实现。”胡成达说：“官舍制度一向严格，不能说改动就改动。”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今马上迎来新朝，改革是必然的。”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进一层推度，则应是京师官舍紧张，不如自己识相。
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朝堂上的争论虽然没什么结果，可王富贵在西凉可谓闹翻了天。
“靳奕天，老子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哪，追着我从西门打到东门，你脑子有病吧你！”
“让你偷听！让你偷听！”靳奕天说：“我说看见你这个猥琐的家伙时觉得有点儿眼熟，终于想起来了，你是尹晟麟的人。跟着我偷听，肯定又是有阴谋，不过既然你已经听到了，那就得先杀了你，避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王富贵说：“不是，我什么也没听着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哥别杀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把驴都给你。”
“你给我站住！”
“不是，咱们有话好商量，我送你几头莒驴还不行吗？”王富贵边跑边说：“别拿着个剑到处砍来砍去的，这里这么多居民，伤到多不好。”
两人一个追一个跑，来到了集市上。王富贵拿起一只大萝卜朝靳奕天砸了过去，靳奕天一剑劈成两半。
一转身，王富贵又不知道钻哪条胡同里去了，靳奕天的人才刚刚跟上。
“把这个王富贵给我搜出来！”
第70章 大闹西凉（四）（）
“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