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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微微叹了口气，那的确是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质地晶莹透彻，造型同样很漂亮。不是简单的桶装，而是一个小口大肚的类似陶瓮的模样，容积也大。吃了美味的黄桃罐头之后，冈村宁次的夫人还专门留下罐头瓶子腌制蔬菜，翠绿的蔬菜浸泡在澄清透明的盐水中，看着就令人喜欢。冈村宁次知道，哪怕日本同样有中国的黄桃。味道相同，价格相同，份量相同的情况下，日本人肯定更想买中国的商品。因为瓶子漂亮。能在这等事情上花心思的国家，绝对不是全力搞军队的军国国家。
见冈村宁次的表情，永田铁山就明白了冈村宁次的想法，他说道：“冈村君，你准备一下，马上就出发去中国，可以告诉中国方面军部并不想阻止合作预算案，哪怕是削减军费，保持现在的军队规模，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达成这方面的协议，并且尽快开始工程建设。”
冈村宁次问道：“工厂设在哪里？”
“就在东京附近。”永田铁山答道，“只要协议达成，我们就立刻开始筹款。北一辉最近搞的那几个农村公社因为有合成氨化肥的特批，已经有连成片的迹象。”
“哦？”冈村宁次对此倒是很意外。北一辉的农村公社也算是一个焦点，全新的行政与组织模式，加上几个相关产业联合，即便是统制派也觉得这种农村公社有可取之处。原本统制派是联合农村的中农作为合作对象，如果真的能够在全日本实现农村公社的模式，控制整个农村也是不错的办法。
只是原本农村公社附近的地主们不肯加入公社或者卖地给公社，没想到有了合成氨之后，连地主们都能动摇起来。冈村宁次当然知道永田铁山需要尽快完成对军队以及军队家属的统合的迫切心情，合成氨一旦能够推行，效果只怕比想象中还要巨大。
“对了，你这次再去中国，我派条船给你，就按这次带回来的东西，要十倍。”永田铁山叮嘱道。
冈村宁次知道永田铁山最近活动很频繁，需要大量能够拿出手的礼物，只是这已经不是大量带东西，也能算得上是走私了吧。但冈村宁次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旦合作双方有了明确的目标，事情推进的就极为迅速。作为军方的全权代表，冈村宁次与中国外交部长李润石合作的很愉快。新设备价格比较贵，双方考察了天津与徐州两地已经建成的合成氨生产企业，最后敲定要徐州的那家。
协议一经签署，中国立刻开始拆卸设备。日本方面则开始把军用被服厂的地皮改为军队的合成氨厂的地皮。中国与日本都发挥了超高的效率，2月达成协议，3月就一面在中国拆工厂，一面在日本做基础土建。4月份，拆卸完毕的部件就开始装船运输。
5月开始动工，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于日本军队方面征集的部队，一天三班倒24小时全面开工。7月份工厂安装完毕，8月试车，9月第一批合成氨就生产出来了。中国方面工程人员熟练的建设能力，塌实肯干的工作态度给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合成氨产业的盈利速度也让军方感到满意，利用高价购买到的“中国制碱法”，到了11月份，日本就不再进口中国的纯碱，纯碱在日本的价格快速下跌。
军队筹款的进程也进行的很不错，11月份筹集的款项已经到位。申请购买合成氨化肥的订单在12月份就排到了1935年12月去。日本军部向中国提出再购买四套旧设备的请求。
中国商业部最后也勉强接受了现实，从日本得到的购买费用大概抵了新建合成氨生产线的费用。徐州拆了一个7万吨的旧厂，在旧厂上新建了一个12。5万吨的新厂，而且准备再建两个12。5万吨的新厂。
得知旧厂能卖钱，沿海城市纷纷向商务部提出出售本地三万吨到七万吨旧合成氨厂的请求。各地都很清楚，拆了旧厂就能换新厂，这等事不干才是傻瓜。
1934年到1935年，日本军部引领的“农业革命”办的很是红火，两年间日本通过购买中国旧工厂，合成氨产量从3万吨一路蹦到了35万吨。实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大跨越。日本1935年的农业产业提高了一成有余。预计1936年还能再提高至少一成。
当然，以日本的传统，农民也不可能就把这一成粮食给落到自家口袋里面。日本税务部门要求增加半成农业税。这与北一辉发动的“五成税”运动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日本反封建联盟在1935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国会的16个席位，虽然在国会中还是是一个小党，可联合了其他几名议员之后，反封建联盟也能够提出自己的议案。
作为反封建联盟的领导人，北一辉提出日本保持1934年的农业税收量，国家向农业事实倾斜政策，努力提高农业产量，直到1934年的农业征收答道总产量的5成，再考虑增加农业税的问题。
这个提案也算是日本历史上从所未有的的“农业减税”方案，以前也不是没有提出减税的计划，但是那是单纯的减税。北一辉提出的是增加农业产量基础上的减税，可行性大大提高。这自然引发了日本政坛上激烈的政治斗争。
81 南望（一）（）
人民党的高层很欢迎日本的变化，一个专注于国内生产力分配斗争的国家一般不会选择对外扩张的路线，除非这条道路实在是走不通。这至少需要好几年才能被判断出来。至于那时候的日本会不会因为这几年的整顿而变得更强大，人民党高层并不在意。人民党专注于科技以及生产力发展花了二十几年，现在的道路不仅没有变窄，而且越变越宽。假如日本几年内就把这条道路走道无以为继，那必然是走失败了。这样的失败国家注定不会有太强大的国力。
当然，人民党高层的自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陈克主席对当下中国技术发展的满意评价。既然人民党的领袖都能表示满意，同志们都坚信中国走对了路。
陈克自然会满意，他相信中国能在大萧条期间大捞一笔，这可是有苏联的前例作为证明的事情。实际上捞到的东西比陈克想要的更多。中国千辛万苦的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二战前很多突破性的技术并非没有积累，只是这个时代的人并没有想到该如何把这些技术组合起来，向着新的方向突破。
这时代的人没想到未来的技术方向，陈克却是亲眼见到过的。而中国工业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精确测量问题。想加工高精度的零件，就必须得有更高精度的机床。陈克对一件事印象深刻，他听家里人说过，以前中国铁路上进口过一批美国与德国的设备，这些设备的精度要求达到了小数点后五位，而当时中国的测量精度是小数点后三位。中国的工厂当时叫一个头大，这就是说中国根本没有能力确定自己生产出来的零件的真正尺寸。
把一毫米一分为二，很容易，把一毫米一分为十，也不是太难。可把一毫米一分为一千，一分为一万这就绝对是工业技术上的大问题。该如何确定精度到底是万分之一毫米，还是万分之零点五毫米？或者是更加精确的数字？没有精确的测量仪器，这一切都无法实现。所以人民党最早建立的几个工业部门中就有一个是度量衡。
测量仪器无论怎么投资，都会显得不够。人民党工业部门在这上面花了近三十年的力量，积累了很多技术，尝试了无数的实验，直到大萧条的时候才算是敲开了那些欧美二流测量仪器工厂的大门。人民党接手这些工厂的时候是什么都要，连写了字的碎纸片都不放过。
欧美上百年的机械加工知识的积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些窍门与思路实在是无比精妙。即便是人民党自己也一直在努力积累，真的见识了人家老牌工业强国的路数之后，中国技术人员也觉得叹为观止。
而欧美很多限于技术条件无法实现的设计思路更让中国工业部门如虎添翼，欧美做不到不等于人民党做不到。石英钟、电子管、晶体管、激光，这些技术与传统的精确测量技术结合起来，对中国突破旧有精确测量技术的瓶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少到了1935年，中国实验室中已经有了能够完成百分之一毫米精度的机床。有了高精度的生产能力，两轴联动机床以及三轴联动机床也在疯狂研制中。一旦能够完成这些设备，高精部件加工精度就能飞速提高。
例如卖给日本的反应釜精度不高，为了防止泄漏等问题，就必须做到傻大黑粗。从技术上讲，傻大黑粗的玩意在膨胀率上就有极大不可控性。不可控的膨胀率在高温高压下就必然增大了接口泄露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生产制度就要细致到格外变态的水准。毕竟氢气这玩意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一泄漏就要出事。
材料上去了，加工精度上去了，看似简单的两根管子往一起拧上，再加个套箍就不会泄漏。加工精度不仅仅是用在高温高压设备上，大型生产线更需要高精度的部件。一条生产线动辄就是上百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一点误差，到最后生产线能不能开动就是个问题。至于产品质量么，就更不用考虑了。即便是现代，生产线调试都是一个可怕的工作。更不用说1935年的水平。所以生产线一旦开动就是尽可能最长时间的运行，这对材料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根轴承连续运行十几天，那真的是个高技术的行当。
为了制造这简单的玩意就要花费无数的心思，无数的实验。每次实验都需要成本，“烧”在实验上的钱大大超过车载斗量能够作为衡量的程度。这就是工业国的积累，必须有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行。
所以中国根本不在乎日本的技术发展，因为情报人员收集的到所有情报都指向了一件事，日本工业部门根本没有搞生产线的打算。历史上日本的生产线是从美国引进了大量技术之后才出现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