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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当年也南下的话，这种想象让日本军部的少壮派们感到自己胸腔里面仿佛塞了二十五只小老鼠。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实施愚蠢的大陆政策，而是在占据优势的时候与中国联手，那么整个亚洲还有谁是中日的对手？
年轻军人们的懊恼让本已经熊熊燃烧的怒火更加旺盛，甲午战争之前，整个日本为了战胜中国而团结一致，天皇都捐钱。战胜中国之后那些财阀、政客、乱党们开始分裂日本，让本可以选择正确道路的日本失去了机会。现在该到清算这些人的时候了。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五个人”永田铁山中将拿出了他最终确定的名单，“高桥是清、西园寺公望、斋藤实、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
这五个人要么是政党政治的坚定支持者，要么是被认为勾结英美的代表人物，都是日本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五个人都是支持高桥是清的“平衡预算”的支持者。日本实施的货币宽松到了1937年就到了再不改变方向就要出大事的阶段。“平衡预算”就是要全面削减军队来减少公共开支。永田铁山与这五个人并无私人仇恨，他甚至对这五个人中至少三个人颇有敬意，认为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要着五个人为日本“牺牲”。特别是要高桥是清的财政能力是陆军部并不具备的，但是高桥是清却能让军部被迫接受“执行紧缩财政政策谁也不能例外”的要求。这就是高桥是清必须死的原因。
“解决了他们之后，就该轮到皇道派与北一辉。”永田铁山接着对冈村宁次说道。对这些人，永田铁山就没有丝毫的遗憾了，这帮势力才是统制派的真正对手，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对象。
“北一辉好像已经察觉了什么。”冈村宁次答道。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没有永田铁山的精明，但是在具体事情上绝不逊色。即便坚定的支持永田铁山，冈村宁次还是不太能接受永田铁山那“黄种人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最后大决战”的设想。冈村宁次甚至认为这个设想本身过于冒险，就人民党当下的表现来看，中国很可能会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如果中国没有如永田铁山所预料的那样与英国全面开战，日本就根本没有跟着中国一起投入战争，并且获取利益的可能性。
永田铁山轻蔑的哼了一声，“北一辉控制不了皇道派，只要我们把高桥是清要削减陆军的消息放出去，自然有人会跳出来。他们要杀其他人无所谓，只要能够除掉这五个人就够了。”
既然永田这么肯定，冈村宁次就只能服从命令了。在搞宣传战上，冈村宁次的确有几把刷子。他很清楚，除非是人民党这样的怪物，有章瑜与李润石这种人物主导中国宣传部，中国政府才敢放心大胆的说实话。日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在政治宣传上，是不能把事情给彻底理顺的。一定要乱麻般把所有问题给搅和在一起。面对根本找不到头绪的现状，那些血气方刚的人就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应对方法。也就是日本维新时代的特色行动“天诛”。
皇道派们一直主张杀光财阀与高官，干掉政党政治，由天皇亲政，实施独裁。得知了高桥是清“等人”要裁减军队，这帮人起来闹不稀奇，不起来闹只能证明冈村宁次在宣传上的工作干的不够出色。
所以中国代表李润石与伍翔宇一起抵达日本之后，很快就得知日本开始流传起很多的“风言风语”。
既然完成了日本的工作之后就要一起去兰芳地区工作，李润石与伍翔宇都带了厚厚的文件，这是与兰芳有关的情报。这两位人民党中极有前途的少壮派们都坚信并且实践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李润石，他是个格外不爱用好坏对错来对事物作评价的人。做前期功课是两人不约而同选择的事情。
但是中国驻日大使把一些日本最新情报提供给李润石之后，李润石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伍翔宇发现了李润石的异状，他拿起了文件看了片刻，眉头也皱了起来。
驻日大使知道这两位同志的职务，一位是当过外交部长的半个政治局常委，一位是国务院副总理，让他们如此重视的情报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大使忍不住问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李润石答道：“日本的派系斗争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日本派系斗争从来非常激烈，激烈到中国驻日大使都麻木的感觉。这些情报中提到的是再常见不过的各种斗争口号。大概就是攻击有人是勾结英美的卖国贼，有人是财阀的走狗，有人是引发政党混乱政治，亵渎普选制度的大混蛋。中国向日本提供机床的事情作为一切的引子也被重点提及。
人民党里面讲过利益集团，实际上人民党自己也知道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利益集团。封建制度中权力分封在工业时代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利益集团的潜规则并不看重官员私德，按照传统的权力模式，官员是否效忠集权转化为是否效忠上司，自己的利益能否与各个领域的小集团保持一致，这才是工业化时代官员更重要的品质。
虽然这话很可能不能当作笑话来看，但是党内大部分同志都认为，陈克在这些相当负面的思想领域有着导师级别的能力，这也是人民党内部严格纪律的原动力之一。例如银行业的同志就非常支持对外国开战。对荷兰的胜利再次敲开了中国银行业在东南亚金融上的大门，银行业上下就只差公开高呼陈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李润石与伍翔宇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人民党中央的力量全面压倒了利益集团，而且利益集团本身也没有形成自行其是的能力，所以陈克也顶多是打打预防针的水平。然而日本最新的情报中却不是人民党那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而是完全的对人不对事。所有宣传的目的都是在塑造敌人，指出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找到并且指出敌人，接下来就是要打击消灭敌人，即便是没有听过上面话的人，也会很本能的如此行动。而且这些在日本散播的传言中，更是在煽动这些情绪。把一切都归罪于那么几个人。如果这是在中国，这几个人就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要完蛋。虽然不太了解日本的情况，李润石与伍翔宇都感觉到一场激烈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
这几个被“点名”的家伙，还都是日本位高权重的家伙，制造对他们不利的言论实际上用处不大。靠谩骂绝对干不掉这些人，那么别有用心的这么煽动，背后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目的。日本现在暗杀成风，例如内阁文教大臣犬养毅就是被公开刺杀的。
1934年的时候，海军少壮军人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变电所。政变失败，首相高桥是清等人倒是没有遇刺，而犬养毅这位文教大臣却不幸遇害。因为犬养毅坚持实施文官政治，要求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不需要非得是军人，而且内阁可以指派而不是军部推荐的方式。并且要求裁军。这下可激怒了军部的少壮派人员。日本经济不景气，穷苦的民众想得到更好的生活，就只能参加能够“顿顿吃白米饭”的海军，或者考上军校才行。
堂堂文教大臣被杀，杀害犬养毅的冷血凶手遭到以军法起诉，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三十五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反而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弘扬”他们一片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
军方如此猖狂，从政的噤若寒蝉或立场转换，而民间也竟然同情刺客，纷纷请愿，加上真正的政党政治十几年的实行结果不如人民预期，于是日本人的思想逐渐统一，军国主义时代来临，法院最后果然“从（极）宽发落”，媒体也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没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这个五一五事件的阴谋者日本军部来说，这样的重案却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
人民党对发生这种事情是非常震惊的，公开行刺本身就是故意杀人罪，团伙行动罪加一等，更不用说是军人来实施这种行动。在中国发生这等事根本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最终无一人被判处死刑。
随后日本的“天诛”行动屡次发生，公开用死亡威胁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这次日本又有人制造这样的舆论，加上日本政府对恐怖主义行动的软弱反应，这不能不让李润石与伍翔宇很直觉的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李润石当过外交部长，却不是专门研究日本的专业人员，人民党的对外主要是欧美，对日本则是打了再说的态度。他即便是再怀疑，也不可能真正做出明确的判断来。
李润石与伍翔宇作为中国代表也不可能就这么毫无证据的瞎猜，他们的工作是与日本做机床买卖进行协商。见到了日本首相高桥是清之后，两位代表并没有从高桥是清这里看出什么端倪。高桥是清好像根本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危险。当然，老头子已经82岁，看来他根本不在乎会发生什么。能够精力充沛的继续工作就已经是老头子的极限。
见过了高桥是清之后，就肯定要与日本的政治人物们见面。北一辉自然是避不开的人。而且北一辉也是能够提供不少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