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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多少人？”华雄茂急切的问道。他最想的就是把部队车回来。
章瑜说道，“一个营就行。”
陈克也不多想，“章瑜同志，会后你和我单独谈话。”
人民党在行动，姚宏文也在急匆匆的行动，他要尽快赶回上海。姚宏文在日本的时候是知道孙中山的，只是他没机会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孙中山先生平日里要么带着他的日本小妾四处走动联络日本官员和有钱人，要么就和在日本的中国革命领袖们大谈革命，其实也没多少时间和普通的留学生深入探讨革命的具体步骤。
人民党在军事上的连续胜利让同盟会一度很振奋，但是问起人民党的领导者是谁，同盟会里头却并不清楚。光复会与同盟会矛盾一直很深，尽管光复会的领袖蔡元培已经倾向于同盟会，但是光复会负责具体革命工作的骨干们对蔡元培很有背道而驰的趋势。同盟会也曾经询问过蔡元培，人民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除了得到人民党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陈克的留学生之外，蔡元培竟然没有别的消息可以提供。
经过多放打听，同盟会才稍微收集到了一些信息。例如人民党的领导者其实是严复和严复的弟子陈克，陈天华没加入了人民党。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尽管人民党在安徽已经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同盟会却找不到与人民党建立联系的方式。这对于同盟会而言是一件极为意外的事情。所以他们联系到了姚宏文。
而姚宏文一回到上海，就得知了一个消息。光复会宣布脱离同盟会。
光复会的宗旨与中国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十分相近，说明两者在反满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
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光复会领导人之一：蔡元培
“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对此不表赞同。
由于与同盟会宗旨异趣，“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
六十 革命先行者们（一）（）
历史上光复会脱离同盟会这件事，在陈克所在的历史中也上演了。而且光复会的态度远比历史上更加坚决。这是人民党崛起造成的影响。这个新的时空里面，不仅陈克把光复会看成半合作伙伴，经历了池州的合作之后，光复会同样把人民党当作潜在的主要合作对象。
原本光复会就比同盟会更加注重军事行动，光复会接掌池州，又从池州撤退，看似并无收益。实际上执掌池州的这几个月里头，光复会终于得到了足够的实际锻炼机会。革命党该如何运作一座城市，这一直是革命党们最缺乏的知识。他们除了没有经验之外，还缺乏执政党的心态。
在这方面陈克领导的人民党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陈克本人受到的教育里头就包含了组建政府体系的系统知识。人民党从一开始就有尚远作为凤台县县令，大家心里头都知道自己要推翻满清，不过这县令的身份让人民党始终以地方政权的形式存在着。本该是作为“造反者”的人民党有着充分的“营运革命政权”经验。这也是人民党很快就能够在新的解放区以“政府”的心态来发号施令的重要原因。人民党一直受的就是革命政权的培训。
池州的经历也让光复会得到了这种训练的机会，由于光复会是有序的撤退，人员并无损失。被迫撤出池州之后，光复会心里头也有沮丧，却没有岳王会那样惨败的打击。
刚回到安徽的时候，光复会不得不进入地下工作。拜了满清那糟糕的侦缉能力所赐，光复会并没有遭到人员的损失。在“潜伏”期间，光复会也没有闲着。从池州运回的库银有效的激活了光复会的营运能力，来自池州的缴获枪支提高了光复会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光复会有了信心。
历史上的1907年，光复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发动起义的。结果除了暗杀了恩铭之后，其他行动都是一败涂地。有了人民党的存在，光复会心头的绝望一扫而空。他们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发动起义，而是静下心开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营运光复会的组织。虽然嘴里面不说，光复会的主要干部们在心里头都有一种想法，池州这种事情未必不会发生第二次。
人民党歼灭了黎元洪所部重夺安庆之后，天下震动。将满清称为“满清匪帮”，将慈禧称为“满清匪帮女匪首”的告示并不是只贴在了北京，在各大城市都有各种规模的张贴。江浙一带的满清官员无不心惊胆战。各个主要城市都收缩兵力，严防被人民党偷袭。在这种情况下，光复会的活动立刻就活跃起来。
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大通学堂复学了。光复会曾经在攻占池州之后宣布过自己的存在，为了集结力量到池州去，他们暂时关闭了大通学堂。绍兴知府贵福满清倒也装模作样的封了大通学堂。
人民党重夺安庆之后，十几个很有牺牲精神的光复会成员就自告奋勇的撕了封条，重新驻扎进了大通学堂。对这样的事情，绍兴知府贵福完全是“视而不见”的态度。在清末，上到官员下到民间，对满清政权垮台的必然性都有共同的认知。所以即便是“乱党如此猖獗”，贵福自己依旧毫无反应。他倒是向杭州巡抚衙门禀报过此事，杭州巡抚增韫虽然和贵福一样是旗人，不过增韫很是聪明。既然贵福自己不肯动手对付光复会，增韫哪里肯背黑锅。他在这封公文上写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让人带回给贵福。贵福一看这三字立刻心知肚明。于是他也就“知道了”。
之所以重启大通学堂，其实主要是为了掩护光复会真正的集会地点，绍兴东湖的通艺学堂。
东湖通艺学堂是绍兴乡绅陶濬宣兴办的心事学校，他在1901年将自己捐建的东湖书院改办为东湖通艺学堂。学堂聘有“中外教习六人，教法以五经四书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并课算学、物理学及外国语言文字”，又即所谓“通艺”。陶成章、寿孝天、何阆仙、周作人等先后在该校任教。陶氏扩充学堂，增筑斋舍并建藏书楼将家藏各种书籍一并捐置。凡九经正史九通诸子集部各书咸皆粗具，并购置东西洋新译诸书及图籍仪器测绘之具以备学生考览。为办公文牍及日后给予学生毕业文凭刊刻木质图记一颗。学堂章程由蔡元培拟定。
现在学校“放假”，直到光复会的干部们把这里当作了聚集地点之后才热闹起来。学堂的开办者陶濬宣对革命比较支持，虽然他自己断然不肯加入革命党，却愿意把学堂借给革命党使用。陶濬宣对于革命的态度不问可知。
徐锡麟回来的比较晚，他从池州回来之后就奉陶成章所命到金华联系训练会党，这次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金华当地的会党首领。一进通艺学堂，只见到了其他的一些光复会干部，陶成章等人却不在。询问之下才知道陶成章、秋瑾陪着章太炎去东湖边上散步了。
这时候三人居然有心情散步，徐锡麟知道其中必有蹊跷，正准备去寻三人，曾经和徐锡麟一起在安庆工作过的陈伯平却拉住了徐锡麟。“徐先生，近日我读陈克先生的书有些地方不明，不知徐先生可有空。”
自打池州之后，陈克的书成了光复会干部的日常必读书目。光复会都认为能从这套书里头找到人民党的成功的秘诀，所有干部都在专心研究。这套书本来发行量不大，唯一好在册数多，大家可以交换了看。徐锡麟在金华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有光复会干部专门从处州跑来要求和他交换不同分册的。
若是平日徐锡麟也能给陈伯平讲解一番，不过他现在急着向陶成章说金华的事情，他让陈伯平等到晚上再说，就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绍兴东湖所在地，原为一座青石山，秦始皇东巡时曾在此驻驾饮马，故被称为箬篑山。汉代以后，箬篑山成了绍兴的一处石料场，经过千百年的凿穿斧削，又是采用特殊的取石方法，搬走了半座青山，并形成了高达50多米的悬崖峭壁。劳动者取石还普遍深入到地下20多米，有的甚至四五十米处，日子一久，形成了长过200米，宽约80米的清水塘。通艺学堂的创办者陶浚宣眼光独到，利用采石场筑起围墙，对水面稍加拓宽，遂成山水相映的东湖，成为一处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
徐锡麟知道陶成章若是闲聊只怕会到霞川桥，果不其然，远远就看到陶成章三人站在桥畔。陶成章见到徐锡麟赶来，笑道：“我们正在说伯荪，伯荪就到了。”
大家见礼之后，章太炎也笑道：“看伯荪如此着急，想来是有好消息了。”
徐锡麟说道：“金华那边新加入我们这边的会党首领远比想的要多，我倒是忙不过来。想让汉卿调人过去帮忙。”
听了徐锡麟的话，陶成章笑道：“却不着急。”
陶成章平素里最是激进，对发动革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