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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看歼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命令军区特务团、第三旅一部向日军驻守的滦平县城发起猛烈进攻，并配备数门山炮协助进攻，有意虚张声势。我的战术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围城打援”。驻守滦平县城的日军约有1000余人，另外还有数百伪军。遭到攻击的日军守城指挥官，急忙向南线日军司令长官上村清太郎中将报告，言称滦平县城遭到数千八路军主力的围攻，还配有十数门大炮。上村请太郎中将接到求接电，感到大伤脑筋。八路军挺进纵队的主力不是明明在北边吗？怎么一下又跑到南面去了呢？头痛归头痛，但滦平还是要救的。因为滦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京、津、辽、蒙的省市“金三角”交汇点，素有北平北大门之称，是沟通京津辽蒙的交通要冲，西南距北平只有165公里。滦平一但失守，必然震动北平。然各路扫荡部队相距滦平县都较远，看来只有派出快速部队才能解滦平之围。于是，上村清太郎师团长当即下令调一个战车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以及炮兵、工兵、辎重各一部，共约2000余人，全部乘坐汽车，火速增援滦平。同时，上村清太郎还严令双滦县城的日军派兵增援。
我坐在指挥部里，耐心地等待着日军增援部队的消息。在得悉日军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情报后，我如释重负。我将敌两路援军的情况作了详细地分析比较，最后决心围歼日快速部队。我根据变化的敌情迅速作了部署，从军区特务团和三旅二团各抽调一个营担任阻击双滦增援之敌，军区特务团继续担负围攻滦平县城之守敌；集中第三旅（缺一个营），纵队重炮营、防空营等部负责歼灭日军增援的快速部队。
我将第三旅埋伏在城头村至小城子村一段公路的两侧，这里距滦平县城不到二十里，是日快速部队增援滦平的必经之路。为了对付日军的装甲战车，我命令部队在埋伏圈的出口附近的公路上，挖开两米多宽、一米多深的一条壕沟，上面用木板铺好，再铺上一层泥沙。摩托车和行人通过无仿，但装甲战车和汽车通过是绝对承受不起的。又在公路及公路两侧的野地里埋上了数十颗威力较大的*。
这两天天不作美，偏偏下起了小雪，天气异常寒冷。战士们静静地埋伏在荒山野地里，以顽强的毅力抵抗着寒冷的侵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官兵们的身上已铺上了一层雪花，成为了天然的伪装，我相信就是日军走到面前几米处，也难以发现。在三旅战土殷切地盼望中，日军增援的快速部队终于露面了。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得公路两侧树叶上的雪花，扑啦啦直住下掉。我提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在前面开道的是日军的摩托车小队，大约有七、八辆，载着鬼子，托斗上还架着机枪，不时停下来，举着望远镜向公路两侧的荒山野地了望一阵，有时还扫射几梭子弹，没发现动静，便又继续往前开。紧跟在摩托化小队后面的是二十来辆装甲战车，其后是一长溜的汽车，约有六、七十辆，载着鬼子、拉着大炮或作战物资。最后，又是十几辆装甲战车压阵。大约十多分钟，埋伏圈出口处附迎传来一声巨响，走在最前面的一辆日军坦克掉进了所挖的堑壕里，动弹不得，屁股翘得老高。我看时机已到，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顿时，近百门大炮、迫击炮齐声怒吼，六、七里长的公路上响起了密集巨大的爆炸声，日军的车队被炸得东侧西歪，有的四个轮子都向了天，有的燃起大火，日军鬼哭狼嚎，公路上一片狼籍。埋伏在拦头堵尾处的二团两个营，引爆了*，堵住了日军前进或后退的去路。最活跃的是各营火箭筒排（注：我师主力旅每营的机炮连都装备了一个火箭筒排，配备了6具50式火箭筒）的勇士们，他们灵活地靠近日军装甲战车，瞄准了狠狠地打，鬼子的乌龟壳一个接着一个起爆燃烧。没中弹的日军战车在公路上或两侧的野地里团团乱转，用机枪、小炮进行凶猛的还击。使得我军的火箭筒射手也付出了不薄的代价。但我军战士士气如虹，越打越强。我发现此种情况后，指挥重炮营和山炮营，集中火力对日军装甲车战车进行覆盖射击，配合我军火箭筒射手，将日军的装甲战车全部击毁或击伤，为步兵进攻扫清障碍。遭到我军突然打击的鬼子步兵，慌乱地从汽车上跳下来，觅地进行还击。十分钟的炮火打击后，三旅战士们发动了冲锋，在迫击炮、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展开战术进攻队形，奋勇冲上公路，与日军展开近身搏斗。日军士兵穿的大头皮鞋，在雪地里移动显得笨拙一些，而我军官兵行动敏捷，拚起刺刀来就占了便利，再加之我军兵力优势，往往是两三个打一个，只见一个个鬼子兵倒在我军战士的刺刀下，鲜红的血洒在雪地里格外刺目。但日军的抵抗也是十分顽强的，他们利用公路两侧的沟洼，或藏身于毁伤的战车、汽车后面，进行疯狂地射击。
我在望远镜里，发现三旅官兵的战术进攻较以前更为熟练、灵活，小组、班排进攻及火力支援配合更为默契，大大减少了部队进攻的伤亡。心里极为欣慰。突然，我的镜头里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叫傅友泉，是我38年开辟冀察蒙根据地时一位房东大娘的儿子，也是那时参的军。一愰眼，四年多过去了，他从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孩子，成长成为一个八路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在三旅一团一营二连任连长。现在，他正指挥二连向被困之敌发动进攻。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几挺机枪封锁了二连进攻的道路，并将二连压制在一道陡坡之下。傅连长非常冷静，没有急于强攻，他知道那样于事无补，只会增加伤亡而已。傅连长仔细观察了地形，一边用机枪火力牵制日军火力，命令一排从左侧有利地形进行迂回，一边请求上级用炮火支援。没过多久，团部的支援火力就打过来了，在日军阵地上腾起了一团团的火光、浓烟，压制并摧毁着日军的火力点。傅连长趁机指挥二、三排从正面发起冲锋，一排从侧翼夹击，不过十几分钟，二连就成功地歼灭了守敌，并攻占了日军阵地。看着这一幕，我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和成熟感，自己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已能逐渐掌握并运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的军事理论，并开始走向成熟。
整个战斗并没有什么悬念，在我优势兵力、火力的突然打击下，日军的快速机械化部队还来不及展开，发扬火力，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军虽作战意志顽强，进行拚死抵抗，还得到了空军的大力支援，但结果还是没逃脱全军覆灭的下埸。这一仗，我军缴获甚丰，其中包括20多辆完好无损的汽车，以及稍加修理还能开动的6辆装甲战车。
第八十一章 意外中伏（一）（）
我军连续两次的沉重打击，给“扫荡”的日军以有力的回击。担任这次“扫荡”行动的最高司令长官上村清太郎中将亦极为光火，自己精心组织的“铁壁合围”、“扣网式战术”、“长途奔袭、四面合击”等战术，一点也不生效。他发现面前的对手，对自己的战术极为了解，总能想出办法来破解；且战术极其灵活，你要打他时却找不到目标，他要打你，那是一打一个准，而且时机把握得相当好。与这样的对手对阵，实在难以言胜。上村清太郎师团长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扫荡”将近两个月，毫无建树。除了烧毁数十个村庄，屠杀了上千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外，连挺进纵队的毛都没捞着，反而损兵折将，损失兵力6000余人（其中日军损失5000人）。连连遭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大将的训斥。上村清太郎发觉这样“扫荡”下去，还是自己吃亏，必须另谋它策。于是，果断下令撤退，结束这次“扫荡”。
在东线，luo瑞卿、杨成武及吕正操指挥各部，也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与“蚕食”，歼敌3000余人，在长城以北地区站稳了脚跟。
四三年二月，“扫荡”的日军全部退出了挺进纵队开创的冀热蒙抗日根据地。但接踵而至的任务更多更繁重。我向中北区党委提出建议：调冀察蒙军区司令员王元道任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帮助我主抓军事工作，冀察蒙军区司令员由晋北军区副司令员胡达标同志接任。同时调第一旅政委莫华杰任挺进纵队副政委程政委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区党委会，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我的提议。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估计五、六月份要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新开辟的根据地必须交由一位可靠的能独挡一面的同志来负责，我认为王光道同志这几年在冀察蒙军区干得很不错，所以推荐了他。再一个原因，就是要王光道、莫华杰同志先提前跟随我熟悉、了解和掌握情况，避免仓促行事，到时可顺利交接。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我便将主要精神投入到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与野蛮政策，根据地的老百姓受到了较大的损失。首先动员组织群众重建家园，我们从缓蒙边区调拨了一批资金、物资及粮食，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走出目前的困境。二是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帮助地方工作团的同志，尽快将地方各级党组织、各级地方政权建立并完善起来。三是组建地方武装，包括村民兵队、区游击队及县独立营、团等。四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