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所有的心事和委屈都是为了等待贺路的到来并向他一吐为快。而贺路也果真做得像极了一位阔别已久的朋友，静心倾听着她的诉说。就这样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带着相见恨晚的遗憾和激动，他们秘密地住在了一起。 但是，或许因为上官云珠从前的感情经历过于丰富，她在当时被认为是品行上不够正派的，而她跟贺路未婚同居更被看成是生活作风的严重腐化，于是她受到了制片厂禁演五年的惩罚。这对于上官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她原本是很想为新中国电影贡献力量的，她原本是要让自己能好好地活在新社会，始终向既定的目标迈进，在新中国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的。然而这时，她的私生活却让她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33岁到38岁是个极其特殊的时段，其中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转化。它会使一个女人在35岁时达到她成熟的顶峰，展现出平生最彻底的风韵，而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迅速衰败下去。所以，这五年的禁演是足以让上官云珠由一个美丽少妇变成一个中年妇女的。但是，就在她开始绽放极至魅力的那个35岁，她竟奇迹般地重返了银幕，并为新中国年轻的电影历史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1955年，一部叫《南岛风云》的爱国主义影片正在筹拍，此时，上官云珠已经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影片中的女护士长符若华的角色还没确定，导演白沉有些为难。这时，跟上官云珠交往至深的黄宗英极力向白沉推荐上官云珠来出演这个角色。最后，在白沉的再三恳求下，电影厂领导终于勉强应允了白沉的要求，破例让上官云珠出演。 然而，上官云珠在知道这个消息时并没有想像中那样激动——她很清楚自己当前的处境，这个演出机会既可能让她东山再起，也可能让她身败名裂，而这些完全取决于她的表演效果。影片中的符若华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女游击队员，而上官云珠长久以来的银幕形象一直都是“阔太太”和“交际花”，这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她真不知该如何超越。 但即便如此，导演白沉还是对她充满信心，不断给她鼓励，帮她进入角色。据说，在一场拍摄“投掷手榴弹”的戏中，上官终于找到了符若华的感觉。最终，这部表现英雄女性的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上官云珠生动真实的表演让人完全看不出她过去的表演痕迹。身穿游击队员服装，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她简直就成了活生生的符若华。 《南岛风云》的放映，迎来了好评如潮。人们开始对上官云珠这个来自大上海的昔日电影明星刮目相看，赞不绝口，称赞她精湛绝伦的高超演技，迅速提高的政治觉悟，和要求进步的坚定决心。仿佛在一夜之间，她就成为了众多老上海电影演员的楷模，而过去的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作风问题暂时既往不咎了。 上官云珠如沐春风般地度过了这一年，任谁看上去都是扬扬得意的。只是这时，她已不会再表现得像1947年那样眉眼飞扬，而只是在她恬淡的微笑里透出那么一点点的得意来。 她跟贺路的关系也在第二年的那个早上变得明朗起来，那一天他们终于结婚了。在建国西路641号集雅公寓，他们摆脱了被人一直说三道四的“男女关系”，名正言顺地住到了一起。那个不受法律约束就可以同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红旗飘飘的新中国，每一对想厮守在一起的恋人都要结婚。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最终的磨难（1）（图）
然而，《南岛风云》仅仅是上官云珠的演事艺业在解放后达到的一个辉煌而短暂的高峰。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即便她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片的拍摄进度；即便她在1956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即便她因主演了电影《小白旗的风波》而跟随中国代表团出访了捷克；即便她在1962年荣获了中国“22大明星”的称号——她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神采奕奕了。因为越来越蓬勃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浓烈气氛，让上官云珠的“过去”再一次凸现出来。 《南岛风云》后，她就接不到什么饰演主角的电影了。人们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她在“南岛”时的风光，而又将她视为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女演员。看来事情并没有过去，她原以为自己在饰演那个女军人时获得的成功就已经证明了自己鲜明的阶级立场，然而事与愿违——人们更关注“过去”，而不是现在。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最终的磨难（2）（图）
《舞台姐妹》（1963年）中，她（右一）黯然的侧影让人感慨万千。
“反右”、“新三反”、“四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人们拼命通过这些运动证明着自己的“清白”，惟恐跟“资产阶级”扯上关系。上官云珠自然更是这样的了。她那时参加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农村搞运动，甚至在劳累过度的时候口吐鲜血，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被党信任的演员。她的坚决、彻底和奋不顾身与她当时的处境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尴尬可笑。她出演的电影不是被禁演，就是遭到点名批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血碑》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其中《舞台姐妹》更被认为是“美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在后来成了批斗她的重要材料。 这时，她的姚姚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跟她的状态差不多了。姚姚成了共青团员，她那样出身的孩子能加入共青团已实属不易。在学校里，姚姚不断地揭露着家中的“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妈妈过去的浮华生活都被她作为自我揭发的材料被公之于众。这听起来可能会很残酷，因为她甚至写过一张批斗上官云珠的大字报。可这也并不能怪她，因为在那个时代，不绝于耳的政治口号和不堪重负的舆论压力，让这个仅仅十几岁的孩子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家庭——怀疑从小生长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自己是很可能被腐蚀的。 上官云珠对女儿的这些举动没有丝毫不满，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过去严厉的母亲如今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她再也不会抽打姚姚的耳光，甚至在姚姚跟她顶嘴的时候，她都不会再吭声了。 那是一个被精神和思想绝对统治的时代，人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上，而常常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经常地，一些热血澎湃的人会将毛主席纪念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然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官开始发觉自己的胸部隐隐作痛，起初她没有在意，但随着疼痛的加剧，她最终被确诊为患上了“乳腺癌”。此后，癌细胞每天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分裂扩散，最终在她的头部形成了一个几乎致命的脑血瘤。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她被迅速安排了手术治疗。那时已经是1966年，不久之后，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最终的磨难（3）（图）
1965年，这是母子三人最后的一张全家福，三年后的一个深夜，妈妈跳楼自杀了。
虽然劈脑手术风险很大，但是这次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术后，上官云珠的语言功能和思维意识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被安排在医院恢复休养。就这样，她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已经到了怎样铺天盖地的地步，而是每天躺在病床上接受医护人员的恢复治疗和亲友们的问候探望。但是那时，那些从前跟她一道活跃在上海影坛上的朋友们已经纷纷受到了冲击。他们被从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幕布中揪出来，被无一例外地冠名为“资产阶级演员”，无论他们曾经出演过多少进步电影。 上官刚刚做完手术，每天在医院里锻炼大脑思维，恢复语言能力，还希望自己出院后能够重返银幕。可在旁人看来，真不知道她的努力练习有什么用——她的名字早就被列在了黑线人物的黑名单上——难道是要她痊愈之后，精神饱满地去接受批斗吗？ 果然，还没等康复，她就被从医院赶了出来，被迫回家。那是1966年的一个深夜，在上官云珠刚刚做完脑瘤手术，意识还不清晰的时候，一群红卫兵疯狂地冲进了她的家，丈夫贺路怕影响她休息，索性将大门敞开，让红卫兵横冲直撞地叫嚣着闯入。那一夜，他们几乎烧毁了所有能找到的上官云珠年轻时穿过的华丽旗袍，绽放青春笑容的照片。于是，今天的我们不会轻易见到她芳华妙龄时的样子了。 而后，他们隔三差五就来“扫荡”一次，把集雅公寓中稍稍跟“资产阶级”沾边的东西都洗劫一空，一些搬不走的，没有用的，就统统扔到公寓外的空地上焚烧。在那个不再有战火的年代里，街道弄堂中随处可见的焚火尘烟，同样“硝烟弥漫”。 后来，当她的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显示她是个“资产阶级大明星”的东西时，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就干脆把她揪出来，进行公开批斗。在批斗她的人群中很多人都曾是她的学生，过去他们都尊敬地叫她“上官老师”，可现在他们却一边拿着鞋底子狠抽她的脸，一边穷凶极恶地骂她婊子、娼妇。他们都是些像姚姚一般大的孩子，粉嫩细致的脸，稚气未脱。而那上面却笼罩着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愤怒，那愤怒就像面具，千人一面地戴在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脸上。其实，这本来只是一种莫名的愤怒罢了，但一经青春的激情点燃，就变得绝对疯狂。 那时，全中国的年轻人都疯了似的起来“革命造反”，到处都是血色的红旗飘飘和激昂的斗争口号。而在上海，这个过去中国最奢华，最“资产阶级”的地方，势必更加血色和激昂。 姚姚那时也已经是上海音乐学院中的一名红卫兵小将了，她的出身虽然很不红色，但因为她尚被认为是年幼无知的，所以在她大胆披露了家庭的腐朽生活和母亲过去的种种“罪行”之后，最终还是被红卫兵的团体吸收了。那时候，很多很多的孩子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