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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有杰出贡献的电影演员加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又在1954年进入上海电影演员剧团进修舞台表演。这时，她已经穿上了灰蓝色的人民装，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然而，她却渐渐感到自己再也演不出什么来了。她来自20年代的上海，那是一个属于没落贵族和巨商富贾的时代，她熟知那整整一代的气韵和风尚；而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她却无所适从，她搞不清楚什么是新社会的工农兵气质，也不懂得如何洗掉身上所谓的资产阶级习气。所以，她更像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被排斥在红色电影之外，只在一两部电影中饰演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每月仍能拿到国家发给她的退休金，并享受着公费医疗，安度晚年。她一生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垂暮之年只有一个外甥时常来探望。除此之外，她就埋头书海，手不释卷，愈发好静。 她离开的那一天应该是1978年的8月17日吧，她躺在上海广慈医院的病床上，一身病号装很干净。她平静地离去，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很有她生前的风格。那一年她75岁。 总觉得她是个无比坚定且大气的女人，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在经受了那样的大起大落之后，还能把自己护得的如此的“完好无损”。她洁身自好地度过了自己波折起伏的一生，至死仍守护着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自尊。
堕落天命——杨耐梅“务本”风华（图）
也许她是全书之中惟一一个结局悲惨的女人。她后来的遭遇简直让人无法想像她曾经拥有过的美艳辉煌。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生轨迹没能让她善始善终，却让她永远地独立于众人之外。如果她从小就是个乖乖女，也许就不至于落到那样可悲的境地了。但后来人是自私的，所有人都是踏着前人的尸骨一路走来的——我们有时甚至会庆幸她会有这样的一生——大起大落到了极至。虽然堕落但却让我们在八十年后的今天还能亲眼目睹来自那个时代的另类嚣张的美丽。 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让人想到她，也许是因为她从小就高高翘起的下巴，也许是…… 她给人的感觉常常是高高在上的，昂首挺胸地好像不把整个世界放在眼中。在“务本”女校的校园里，她穿着跟其他女生一模一样的蓝布黑裙制服，却仍然引人注目，让人相信那份与众不同是天生的。她叫杨丽珠，一个很俗艳的名字，却彰显着气派，因为她的父亲杨易初曾是广东最有名的富商，后来又在上海缔造了十里洋场首屈一指的家族。 她是杨易初惟一的女儿，是那种从小享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所以她很骄傲，有时甚至是骄矜的。时隔久远，也许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过怎样富丽堂皇的童年，但从她一贯的肆意中可以推测，那一定是一段堪称“黄金岁月”的时光，是在金黄的阳光下一张张没有拒绝的笑脸。 父亲的业务繁忙，总是出门在外，母亲养尊处优，也对她不怎么管束，而她生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更让仆人保姆对她只得听之任之。她在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随心所欲地成长，因为应有尽有。然而，她出身大富之家，却始终没有学会做个大家闺秀，或许她根本就不屑于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 她就读的贵族学校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务本女中”。那里校风严谨，中规中矩，所有的学生按照规定都必须身穿统一的制服裙，素面朝天。然而这并不能掩盖那些上海“名媛”的自命不凡，她们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家世背景，却有着同样的骄奢傲慢，她们都会本能地昂起自己“高贵”的头，眉宇间露出不屑的神情，言语中是千篇一律的风雅词汇。但就是在这样的相似之中，她还是能脱颖而出的。因为她天资聪慧，喜欢文艺。虽然学习成绩平平，但却在学校文娱活动中独领风骚。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自导自演戏剧，是个公认的“才女”。那时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舞台上，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关注和惊羡。对她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如何显现出“与众不同”。 然而，作为杨易初的女儿，父亲是对她寄予厚望的。如果她听话，她本应该是精于学业，孜孜以求，将来留洋海外，学有所成的。但是，她恰恰是个“不安分”的女子，学生时代起，她就热衷于一切时髦的新鲜事物而不是乏味的书本，“猎奇”作为一种最突出的品质留在了她的性格里，并伴随了她一生。除此之外，开朗奔放的个性还让她成了一个社交能手，她是各大歌会舞场的常客，广结朋友，还总能游刃有余地周旋在那些爱慕她的男孩子们中间。 中学二年级结束后，她毕业了。告别了那充斥着各种条条框框的高大围墙，她感到个性得到了解放。她再也不用成天穿着那身闷死人的蓝色制服，把头发规规矩矩地别在耳后了，她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生活了，就像小时候一样。只是这时她已经长大了，一块香甜的樱桃蛋糕或者一枚花哨的发卡已经不能再让她心动，她向往着更为精彩的未来，五光十色的生活。 毕业之后，她每天都有成把成把的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跳舞，比如唱歌，比如打扮，比如看戏。“文明戏”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滩的新宠，她的母亲也成了“新剧”的忠实观众。于是，她就陪着母亲到“笑舞台”去，那里经常上演郑正秋编导的“新剧”。台上的情节还算动人，可扮成女人的男角让她看了实在不舒服。相比之下，她更喜欢看外国电影。20年代的上海电影院里到处弥漫着好莱坞的气息，银幕上金发碧眼的俊男美女成了上海的年轻人争相效仿的对象。巨型海报上那些发际线高高，披着一头金发的妙龄女郎铺天盖地地充满人们的视野。她们大都雍容华贵，妖娆妩媚，魅力慑人地让整个电影院弥漫着一种荷尔蒙的味道。 也许电影本身并不重要——“光与影”的新奇总有一天会变成习以为常——而重要的是“看电影”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方式，一种标榜都市男女新潮生活的方式。在当时的上海电影院里几乎随处可见漂亮时髦的年轻人，他们坐在一起，瞪大了眼睛认真地盯着银幕，像一群“刻苦钻研”的学生。然而，对于杨丽珠这样的女子来说，她是不会仅仅满足于跟那些追求时髦的男女为伍的，她要有别于他们，要从中找到更加激动人心的东西。可以想像的是，在那个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她的想像力一定得到了充分发挥——银幕上的女明星个个光彩照人，她们漂亮的卷发和绚丽的长裙让坐在台下的这个时髦女郎兴奋不已。她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被那些华服包裹的快感，想到这些总是心潮澎湃——也许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些遥不可及的幻想，但她，是有足够的金钱和胆量让一切幻想变为现实的。 在电影刚刚起步的上海，中国电影不是粗俗搞怪的滑稽剧，就是矫揉造作的“新剧”电影。演员的表演低俗又做作，根本无法跟成熟的好莱坞电影相提并论。直到1921年，一部《海誓》的出现终于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真实感人的好故事，也正是这部电影造就了中国第一个女电影明星——殷明珠。她跟丽珠同龄，也是个大家闺秀，学生时代就已经在上海社交界崭露头角。那时上海有三位时髦，大胆，善交际的女学生，殷明珠就是其中最出名的“FF女士”（ForeignFashion）。几年之后，王汉伦主演的《孤儿救祖记》成为了中国影坛上的一个传奇，它不仅让濒临绝境的“明星”公司起死回生，还使王汉伦成为中国的第一悲旦，名噪一时。 同龄女子的成功经历刺激着丽珠的神经，使她既羡慕又钦佩。可这些银幕上或纯洁天真，或贤良淑德的旧式女子，虽然生动感人，但却仿佛跟这座新的华都有些格格不入。她们的善良和传统在丽珠看来似乎还有些愚蠢，她们所扮演的女人属于没落的过去，而丽珠知道大时代正在到来。 于是，她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日渐明确的目标——玛琳•；黛德丽——这个只比她大三岁的德国女子，在当时已经是全球电影院中的性感女神了。而她自己呢，她有羡煞旁人的家世背景，她对自己的天资和美貌深信不疑，她是上海女人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她也要成为中国的玛琳•；黛德丽。
堕落天命——杨耐梅她“闯进了”摄影棚
早在她跟母亲成为“笑舞台”的座上宾时，她就认识了郑正秋。那时，她作为一个上海的千金小姐，所到之处备受瞩目，郑正秋当然知道这位小姐的来头。而丽珠也因为对新戏颇感兴趣——尤其是郑正秋编写的戏，她是场场不落的——索性就私下里主动结识了这位戏剧界的泰斗。一来二去地，两人就成了熟人。丽珠作为一个晚辈，对郑老夫子甚是尊敬，而郑正秋也很喜欢她，虽然知道她有些娇纵，但发现她聪慧过人，所以也乐于接触。 《孤儿救祖记》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她就坐在第一排，一边看一边啜泣。而心中除去感动，更是激动。她注视着王汉伦美丽的身影，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不久，当王汉伦蜚声上海滩的时候，杨丽珠就找到了一直被她叫做“叔叔”的郑正秋。她要他给她个机会，让她演戏。她很勇敢，也许是无畏。因为她从小“胆大妄为”，没什么不敢做。所以拍电影也一样，她不会考虑这是不是跟自己的身份相符，是不是会使父亲勃然大怒，是不是会“有辱门风”。总之她是一门心思想要当演员了。然而郑正秋对她的请求并没有马上表态，他了解丽珠的性情，知道她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爱出风头，但没什么长性。这次可能也是这样，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她自己都忘了。于是他就随口答应一声，打发她回家去了。 可是，让郑正秋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她是认真的。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询问拍电影的事儿，还准备去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