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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描写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的结果，是吴佩孚战败，奉军一部分进关，奉军在长城内扩张势力。抽大黑雪茄抱着白俄情妇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控制了山东省。
此后不久，立夫有所感悟，加入国民党。党的创办人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南方北上来京，受到北京民众的热烈欢呼，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师生。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他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夫人宋庆龄侍奉在侧，宋女士也许可称得上中国妇女中最优秀的人才。孙先生丧礼进行当中，公众在感情上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这种情形，只有在民国元年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他自海外归国时公众情绪的昂扬，可以相比。出丧之时，遗孀穿着孝服，随在灵后，全国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她一齐哀痛。街上左右两侧站立的人，无分老幼，看见灵柩过时，无不两眼含泪。北京政府看见国民党拥有的这股子民众力量，着实害了怕。深受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影响，孔立夫加入了国民党。
这件丧事之后，又过了两个月，上海英租界几个国民党党务运动的人员，被英国警察枪杀，酿成了“五卅”惨案。当时国民党的政治，由学生工人等组织活动起来。全国学生罢课，在各大城市的街道讲演，唤醒民众。
学校既已停课，每天街上有游行，开会，讲演，贴标语。立夫和那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也参加了活动，立夫的实验室一变而成了宣传局，高高堆满了纸，供写标语之用。甚至莫愁也受了热情的感染。陈三和环儿到街上向群众讲演，陈三骑着自行车跑着办一切杂务零差。木兰并没做重要的事，但也帮助料理一些细小的事情。
北京大学的教授和作家分成了两个敌对派。现在提出并且争论的问题是，民众运动和唤醒民众的宣传，到底有没有用处。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已经落伍，变成了反动分子。偶然发动了一下儿唤醒民众的宣传之后，他们现在不再想继续干下去，自己内心里怕起来。除去共产党陈独秀一个人之外，他们现在都怕群众，恨群众。
当时有一个周刊，是“正人君子派”办的，公开辱骂这个民众运动。这群“正人君子”大多是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认为统治阶级有道理，认为自己的学问智慧高于众人，认为秘密外交有其必要，几乎天性上就不信任群众，并且认为倘若把国事完全交给他们一手包办，一切便无问题了。他们卓越的智慧，全不受感情冲动的一群小伙子的影响，他们认为会救中国，使之内免于军阀之灾，外免于帝国主义之害，但究竟实际如何，却又无明确办法。其中一个人叫吴沙的写文章讽刺说，这群青年男女学生在墙上贴完标语，感情发泄之后，热气也就消失了。另一个作者，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惯于和军阀过从，人倒是个好人，曾经写道：“争取到一百位拉洋车的，不如争取到一半儿坐洋车的。”结果自己招到头上一场风波。但他遭受群众反对，却自认为光彩，因为这表示他智慧卓越，非常人可及。这使立夫大怒，他写了一篇毒狠的文章，公开攻击这位“科学家”。立夫愤怒时，往往口不择言，想什么写什么。一般人以为这是两派之间的宿怨，这两派都有读者甚众的周刊。
立夫自己耳朵亲自听见这些事情，使他越发冷眼看世人。有一位反对派周刊方面的作者正给天津一家报上写社论，立夫认为是对安福系政府大胆的批评。后来在一宴会上，那个作者的朋友说，他对政府攻击得那么激烈，他被拉入那个集团的前途看好。那个作者微微一笑，显然是感谢朋友的好言善意。
立夫对莫愁说：“那些作者都是婊子。一旦进入了政府，也会跟别人一样。现在他们口口声声拥护言论自由，拥护出版自由，他们一朝权在手，首先压迫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就是他们。”
莫愁问他：“你为什么对他们那种人那么痛心疾首？”“因为他们把写文章是当做自私自利的敲门砖，这还是老传统。论语上说过：‘学而优则仕’。他们认为能在军阀家中饮酒，是件体面的事，不管那军阀是谁，能沾边儿就好。他们都在政府大门前徘徊流连舍不得离开。那个科学家就是。为什么他不钻研科学呢？”
莫愁故意逗他说：“你为什么不埋首实验室专门研究生物学呢？”
立夫说：“这又不同。我不是写文章用来敲诈。我是要唤醒民众。”
立夫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妓说》，里面指的是谁，暗示得很清楚。这篇文字登出来之后，莫愁才看见，很生气。
她对立夫说：“不要锋芒太露。这样儿会太突出，会招人攻击，这样树敌没有好处。得罪人干什么？”
立夫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替龚自珍的那句‘盗圣贤，市仁义者’，做一篇历史性的评注而已。”
莫愁反驳说：“这离历史性太远了。谁都会看得出来。”
这是立夫莫愁夫妇之间最难适应的方面。立夫自己承认对妻子很体谅，可是他认真要做一件事时，却对她完全不尊重。莫愁在对立夫的舒适，甚至对他的种种幻想，都肯宽容，可是对他写这种攻击性的文章，则决不肯让步，一分一寸也不让。对于丈夫应当写哪些文字，不应当写哪些文字，她认识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定。她对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家庭和两个孩子的幸福，使立夫不要自己招祸。
若是没有狂热的学生运动，若是没有民众的觉醒，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的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要革命成功，必须要流血，青年必须要牺牲。这种情形，使木兰家也遭遇了悲剧，也完全改变了她整个的生活。
暗香是姚家所买的，也可以说是凭契约雇用的丫鬟，最近几年，仆人只许雇用，每月付与工钱。暗香结婚之后地位提高了，木兰只好雇用一个女仆照顾小孩子。她最小的女儿阿眉，只有五岁，儿子阿通，已经十二岁，因为是男孩子，自己各处乱跑。大女儿阿满，现在十五岁，几乎是那位美丽的母亲的复制品。
阿满从小就懂事。即使正在玩耍，母亲一叫，立刻就去。暗香一出嫁，她自然而然的接过来照顾妹妹的责任。做大姐并不是一句空话，对弟弟妹妹要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义务感。她现在正在上中学，打扮穿着自然是一个中学女学生的样子。她是她们班的班长。木兰在不知不觉中，要让阿满受她自己从母亲那儿接受的那种训练。逐渐长大的女孩子照顾小孩儿，可以获得天赋母性的满足。再者，她感觉到自己和妹妹都是女孩子，跟弟弟自又不同。所以并没有什么规定，只要阿满从学校回来，看阿眉就是她的事。阿满也帮着母亲做事，用不着吩咐。有时候儿，甚至木兰还须要把她赶走，叫她和弟弟去玩儿，可是过了不久，她又回到屋里来。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木兰是偏向着儿子，不过不许他欺负仆人和姐姐妹妹，这和她母亲当年骄纵着体仁不一样了。
阿满幸福愉快，很敬爱母亲。但是她对伯母曼娘更为迷恋，爱听她母亲童年的故事，尤其是跟着义和团时的真实情形。最为特别的事，是在祖父办丧事期间，阿满那时才九岁，就学会了在棺材一旁像成年女人拿着那样腔调儿那样高低的哭，使每个人都觉得很稀奇。女人的天性是在群众的悲哭中获得很大的安慰，同时使自己觉得和广大的人群取得了结合。
在五月十三那天的示威游行中，阿满和曼娘的儿子阿瑄也以学生身分参加。由黛云领导的一个小组，计划在街头演一个短剧，描写上海英国警察枪杀中国人，自然比标语力量更大。最引起群众愤怒的，是警官发“开枪射杀”命令（这在警察的口供中也供出过），而示威者正在逃跑时，枪是从背后发射的。阿满知道这种情形，也了解“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那些标语。她想参加演这出戏，但是木兰不许她演。不过这戏的预演是在王府花园的一个空院子里，阿满和她母亲也去看过。演群众的那些女学生，不知道警察开枪学生逃跑时该怎么哭。
阿满对其中一个说：“你一定要哭得真掉眼泪。”
那个女生问：“怎么办呢？”
阿满说：“在你快上台时，掐一点葱。”
这是个好办法，每个人都大笑，阿满的母亲很得意。此等游行示威真是使政府头疼的事。在北京的大街上，学生工人和警察之间，已往发生过几次冲突。逮捕游行示威的学生之后，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或工人，就引起了更大的示威游行。那一年的十一月，数千人之众的群众举行了一次“国民革命大游行”，要求安福系政府辞职，宣布召开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那是以暴乱的方式举行的，袭击了安福系首脑人物的官邸，那些官僚之中，如王克敏和梁鸿志，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分别充任日本占领区北平南京的傀儡首脑人物。示威者有几次公开要求推翻安福系政府。他们之所能如此，完全由于受冯玉祥部队的秘密保护，因为冯玉祥同情国民党，他的部队也正驻扎在北京四周围。段祺瑞虽然在北京统治，但革命的群众就在他的面前。
次年的三月，日本炮艇和冯玉祥的部队互相开枪射击，于是国际危机发生。别的派系现在联合起来包围了冯玉祥，将他驱逐出北京，正如孔立夫两年前对阿非所预言的一样。奉系的海军打算在天津攻击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已经在大沽口布下水雷，封锁了大沽口。有几艘日本炮艇向大沽口开炮，大沽守军也予还击。北京的外交团，代表八个国家，送给冯玉祥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在三月八日中午以前撤消大沽口的封锁，否则有关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措施。这等于外交团袒护奉系部队。日本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将大沽口司令官撤职，并要求赔偿日本损失银元五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