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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的自尊心已经渐渐的萎缩，受到好多事物的破坏。他被迫放弃了清朝皇室遗臣的一副尊容，一统的安全世已然落了个丧家之犬的模样。他不得不屈服于妻子的压力，让自己的女儿进教会学校学英文，关于这种文字，他是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视如无物的。他怪现在官立学校教育之失败，是由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亡。他把现代称之为“无君无父无师的时代”——君，父，师，就是人类生活中权威秩序的三个象征。他不会查考女儿在地理，科学，历史学科方面的进步，可是他知道她们的国文确是已经不受重视。孩子们永远不用毛笔，只是用自来水笔写怪里怪气摇摇晃晃的中国字。现在素同告诉他中国医学不能治他的病，而西洋医学能够治！素同身穿西服，说的中国话毫不斯文典雅，甚至他若不用外国化学名词，他还不容易解释他的病的性质。他遇到有难说明白的时候儿，常说“中文里头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曾先生不由得对他怀有敬意，因为他头脑清晰，态度沉稳，除去文章经典之外，什么题目都能言之成理，有条不紊。
现在中国又受到外族征服的威胁了。
袁世凯在图谋恢复帝制之时，曾经问曾文璞是否有意参加他新创建的袁记王朝。当时筹安会已经成立，力图恢复帝制。但是曾先生看到民国思想的力量，深知当时的危机，以疾病缠身为理由，避免和袁世凯接近。袁大总统以茶会相邀之时，他应约前往，好让袁世凯看看他是真实有病，不致他疑。这次，木兰随同公婆前往。她得有机会一见袁世凯的庐山真面。她深感到吃惊的是，袁世凯竟生得像她父亲，身材短小而壮实，眼睛下面有皱纹，表现在脸上的精神的从容镇定，克己自持的态度，都像她父亲。袁世凯这时真看见曾先生面色苍白而憔悴，于是才算把他放过了，曾先生的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由于当时日本加诸于中国政府的耻辱，是史无前例的，使袁世凯的政权受尽国人的唾骂。袁世凯一则受日本政府的压力，一则惑于日本对于其称帝的野心，曾表示予以支持的狡猾暗示，竟接受了毒狠的“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内容，日本不但掠夺了中国的铁路和矿权，并且允许日本控制中国一部分领土，并且在中国的内政，军事，警政，财政，教育等等机构派遣“顾问”。中国因此必须被奴役，而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当时日本已经有“共同亚洲文化”的论调儿，意思是亚洲商人有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庞大的亚洲大陆，要在日本的刺刀胁迫之下，由日本的财阀，工业家，及其他追求钱财的人，共同来控制。中国以挣工资为生的人就成了外国拜金主义者经济上的奴隶了。这群拜金主义吸血鬼的国家，新近抛弃了亚洲文化的精华，染上了现代世界的两大罪恶——经商贪财，穷兵黩武。
曾先生对这方面了解不到这么透彻。但是他了解外国征服的威胁和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的危险。至少民国四年时的情形他看得很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欧洲的混乱，从德国手里攫夺青岛，然后凭武力占领胶济铁路，把力量伸入山东的心脏地区。“在二十一条”之中，山东已然分明标出，是日本在最短期间内要吞噬下去最大的一块肉。
曾先生是山东人，对这个非常愤恨。他看见母亲入殓之时，依照风俗，身上是清朝大员的夫人应穿的官服褂子裙子，那自然是一身荣耀。他觉得他那旧日的世界也随着母亲的棺材长埋地下了。他哭得极其伤心，竟至数度昏厥，桂姐和仆人把他扶起来，送进卧室，抬到床上，他呻吟不已，一卧数日。
他守制三个月，在前数周，他甚至拒绝服药，桂姐和曾太太轮流伺候，曼娘和木兰不许进入他的卧室，只是帮着烹茶煮汤，坐在门帘外侍奉，打听病况。没人叫素云去一齐伺候，她也不自行前去。
躺在床上，身体精神，两皆萎顿，最后只好屈服，经常按时服用胰岛素。素同去看他，他感到非常欣慰，他的胃口渐开，体力渐复，后来居然畅谈这种西药的神妙，竟能使他康复，于是对西洋的仇视逐渐减弱。
数月之后，他可以下床行动了。在春天，他决定将母亲的灵榇移至山东祖茔埋葬，坟墓在母亲在时已经准备好了。
他急于离开北京，因为袁世凯的称帝阴谋已经公开，各处叛离也已发动。蔡锷将军，装做沉醉在青楼歌妓灯红酒绿的生活中，已经逃出袁世凯的警戒监视，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宣布起义。袁世凯一崩溃，“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秘密起义之举，各地多有，即近在京畿，亦所不免，因此曾先生才急于暂时躲避。在次年夏天，袁世凯终被击败，阴谋成空，幻想破灭，旋即丧命。
曾先生自山东返回北京不久，因为在素同的手下，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心中非常感激。一天，他又拿起他那由来已久大官的严肃态度，对素同说：“我要招你做我的女婿。你救我一条命，我把我女儿嫁给你。”
他没有说是哪一个女儿，素同也不敢问。
素同说：“曾老伯，得和您府上结亲，真是在下的光彩。”
素同心里以为必是爱莲，因为他曾经见过爱莲，也跟她说过话，觉得是个好配偶，幸而正是爱莲。
曾先生欢喜之至，素同在婚前把他女儿带出去玩儿，他毫不反对，他接受了现代的自由生活方式，绝不责难。他决定爱莲一毕业，就举行婚礼，在民国六年夏天。
木兰趁爱莲在民国六年婚礼之便，和丈夫往南方游历，以偿夙愿。素同的母亲住在上海，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北上，所以决定婚礼在上海举行。因为曾先生怕不胜旅途和婚礼的劳顿，由桂姐陪同爱莲南下。荪亚请求代表父亲前去，木兰遂抓住机会一游上海杭州之胜。
阿非一听说姐姐要到南方去，他说也想去。这是红玉出的主意，因为她想倘若他俩能去，那该十分有趣。这表兄妹两个人关在王府的家中久了，天天见面，春来则满园春色，二人也满心春意，使二人陶醉，青春相爱，已至意乱情迷。阿非的母亲一心在想死后灵魂得救，又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何曾留意这小儿女间情事。因为病喑不能言语，所求者多是身体的需要而已。奇怪的是，她抽水烟则一如往常，水烟袋的呼噜呼噜声，吹通烟管的声音，这种近似清楚的语言的声音，是她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因为她不能写字，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事。姚先生虽然认为红玉不是他儿子最好的配偶，但是因为红玉美而慧，对她也颇为疼爱。而且，他也知道，若给阿非另择配偶，一定会使身体娇弱性格冲动的红玉伤心而死，无异是雹碎春红，霜凋夏绿。红玉的父母自然是极力促成这件婚事，因为阿非是姚家财产的继承人。所以这一对小情人无人约束，大可以放任自由。
在上年秋天，红玉疾病缠身，辗转床榻约两个月之久，这样使阿非对她越发疼爱，自从那时起，红玉就辍学了。她的病，颇使人怀疑是肺病。这种病使她特别敏感不安，她越发急切于抓住人生不放，似乎是要把人生的甜蜜幸福挤到最后的一滴而后已。这病使她多么羡慕人家的健康，也使她多愁善感，见一叶飘零，随风入室，便愁绪满怀，无以自解。她叫阿非到外面拾取最美丽的秋叶，压在书中，放在床侧的桌子上。她养成了一种对自己，对她住的屋子，特别精细好挑毛病的习惯，无论如何，难以取悦。她还显出对虫子特别的恐惧，有时花瓶子里插花儿，是难免会带进个小虫子来的。她要伺候她的女仆必须穿新衣裳，她母亲也就放纵她，还有其他方面，无不尽量随其心意。今年春天，身体比往年好得多，颇思返回童年的故里一行。到杭州一游，与阿非泛舟西子湖上，以实现梦中的甜蜜。
因为阿非的暑假也正好此时开始，父母就答应他和姐姐，红玉同去。素同先一个礼拜出发，好准备婚礼。他妹妹素珍，因为学校放假前不能离开，就和姚家姐妹一同去，因为她们也是同学。莫愁懒得旅行，说她的孩子太小，不胜途中的炎热，并且立夫不久即将返回，所以没有同去。
这群无忧无虑的现代青年，是在六月底离开的北京。丽莲，还有另外每个人，都认为红玉和阿非的定婚，已经为期不远，所以自然就不去亲近他俩。一路之上，红玉一直活泼愉快。木兰对红玉负起监护的责任，和她睡一个房间。红玉不肯吃快车上的西餐，阿非则跑出跑进给她叫特别炒饭。她甚至叫阿非为她打开衣箱，给她拿衣裳，阿非也以这些亲密的伺候服侍为乐。
木兰说：“你伺候四妹伺候得多好。你真是个小姐的闺中良伴，简直跟大哥体仁一样，只是他的多情用错了地方儿。今天早晨你已经把窗台擦了三、四次。我看你不久要找把笤帚给她扫地了。”
阿非微笑招认说：“我已经扫过了。”
红玉啐了他一下儿。
木兰这个少女监护人并不高明，因为阿非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红玉的房间里。红玉开始显示出成年女人的一些不坦白的特点。在木兰的面前，红玉和阿非说话，竟而旁若无人，阿非的领带松了或歪了，就替他系好，满脸微笑望着他；在领带系好之后，她那雪白如藕的玉臂还在阿非的胸膛上停留一会儿。
木兰问他们：“你们还吵架不？”
阿非说：“我每次都听她的话，怎么还会吵架？”红玉说：“好没羞！”然后向木兰说：“每次吵嘴我若不让着他，他会更凶。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阿非说：“天哪！每次争吵她都占上风，还说让着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