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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108人，排座次怎么排的？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了，旁叙出来了。他没有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理论那么清楚，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种情况，都是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织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率这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站不脚了，官府来追捕他们了，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图一世的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我们一个法制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义之财取之有道，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我说它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智取生辰纲，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的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强盗这个范畴，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上了梁山以后，王伦不容他们，然后林冲火并王伦，就尊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这时候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的官军的征剿，这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商人的车队，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井安民，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里有金银，对不起。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干这个事情，这跟晁盖完全不同。所以说，宋江他上山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有目的的，不是强盗，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有个观念，如果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路线，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没有这个思想。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反对压在头上的那个皇帝，那个政府，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不就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社会制度。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个皇帝推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边，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一个地排下来，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鐩，这个人是公开地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来找去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为什么是疯子？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二律悖反。这个人跟宋江很相近，很少这样的人。最后这个赵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的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十恶不赦，你最后只能是这个下场。
所以说，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不起来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这样写，你觉得压抑得很。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就压在头上，像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一直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深入地讲，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历来对反诗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他有两句话：“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要造反，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黄巢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子上了梁山，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当时的农民起义，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在评《水浒传》中说过，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是你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了。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