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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唾骂，有人吐口水，更多的人是无言地叹息。
忽然，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边亚军一抬头，发现了阮平津。她手里举着几张油饼，不顾一切地向他扑过来。他腿一软，扑通一声扔下木桶，跪在了地上。半桶菜汤泼在了他的身上。
干警狠狠地给了他一脚，把他从地上提起来。人们发现，这个著名的流氓头领竟哭了，满脸都是眼泪。
他又抬起了木桶。在快要走进地下室的门口时，他回了一下头，又看见了阮平津。她被几位大娘大嫂拉扯着，站在一处高坡上。她的手里，仍高举着那几张油饼。
阮平津的面色苍白、憔悴。一阵寒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一头短发。
三月五日，边亚军被押送到新街口中学接受群众的批斗。
两名彪形壮汉在他身后用力撅起他的胳膊，迫使他弯腰低头，向台下几千名义愤填膺的群众认罪。一块写着“反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沉重铁牌用粗铅丝拧在他的脖颈上，垂吊在胸前。铅丝勒进他的皮肉，使他连喘气都很困难。
在那一刻，他盼望着死神早一天到来。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为什么还要等待呢？我在等什么？等待人们的怜悯吗？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怜悯，现在，我仍然不需要它。
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忍受着巨痛，努力抬起头来，他脖颈下垂吊的铁牌正直对准批斗台的台面。然后，他悄悄抬起右腿，猛的向后一蹬，正踹在一名壮汉的膝盖上。壮汉哼了一声，跌倒了。随后。边亚军的身子向下一扑，用喉咙砸向铁牌锐利的边沿这以后，他感到格外轻松、愉悦，身子轻飘飘地浮起来，荡向无际的长空。忽然，他听到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呼喊。
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在呼唤他。
阮平津，他痛苦地想。
边亚军没有死成。三月十日，他被押送到南城的一所中学继续受批斗。
这一次，人们对他实行了有限的宽大措施，允许他跪在批斗台上。铁牌也被换成了硬纸板。
在人们轮换着念大批判稿的时候，在人们激昂地高呼革命口号的时候，他的耳边似乎总是传来一阵低低地泣声。
他恐惧地抬起来，一下子看见了阮平津的眼睛。
那双纯洁、执拗、忧伤的眼睛。
“平津，你好吗？你不要再哭了，再哭，我就去死！”
“亚军，我不哭，你，也不能死！”
“平津，快离开这里，去找陈成，或者，阮晋生。”
“不。我要走自己的路。”
“平津，你将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使我不能平静地接受惩罚，使我，没有勇气走向死亡和再生。平津，我请求你，走开吧！”
边亚军挪动双膝，正对着台下的阮平津，重重地把头磕在批斗台的水泥台面上。
当他再抬起头来时，脸上已经是鲜血淋漓了。
台下，阮平津走了。
15
一九六九四月，反革命流氓集团首犯边亚军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说，他自己曾在多次提审时，要求政府判处自己死刑，立即执行。他说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已无颜面再活于人世了。
也许，他的这种态度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终于给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五月，边亚军被解送到劳改农场以后，他收到了一个装满衣物和食品的包裹，还有一张二百元人民币的汇款单。
汇款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是伪造的，但是边亚军清楚地知道，这是阮平津。
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
一九七一年夏秋之交，陈成打听到了阮平津的消息。有人说，她在山西晋南地区某县插队落户。
陈成立即赶到了那个县里，整整一个月，他访遍了全县的所有山村，但是没有找到她。
在一个小山村里过夜时，一位老人告诉陈成，两年前，村里来了一个北京娃，姓阮。那孩子苦啊，老人说，饿得焦皮瘦骨，连条毛巾都没有。女娃在这里苦受了一年多，又走了。
她去了哪儿？陈成焦急地问。
女孩子家，能去哪儿？跟着个男人走了。
一九七五年初，陈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正在北京一所著名学府读书。一天，他偶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标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女知识青年与青年牧工喜结革命夫妻。
这个北京女知识青年的名字是阮平津。
陈成连夜赶到了吉林自城地区。他没有见到阮平津，只见一个神情木讷、呆板的农妇。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胸前还奶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她的皮肤粗糙、黝黑，只有那一只裸露着的胀鼓鼓的乳房，仍显得白皙、细嫩。
“你，是阮平津吗？”陈成问。
“不是，阮平津，死了。”农妇说。说完，她抱着孩子，挥舞着羊鞭，缓缓地走远了。
一九八四年，边亚军出狱以后，又曾去过白城，再也没有找到她。
（第二部天祭完）
《血色青春》章节：第一章 收集：东风书城（24。43。3。33）
1
凶杀是在上午9点钟发生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袁一平被刺中以后，他身板挺直地又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大厦钟楼的报时钟突然击响了，他才极不情愿地摔倒在地上。
钟声低沉、悠扬，像丧钟般悲哀而又意味深长。
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这一声钟鸣宣告了新一轮命运搏杀的开始。
这一天是1968年12月28日，北京地区在接连下了几场重雪以后，突然雪霁天晴，碧空如洗。刺目的阳光从漫天里无遮无拦地斜射下来，又被白皑皑的积雪反射回去，在半空中溅起无数亮点，金光闪烁，明媚辉煌。
王星敏说，那天的一切都显得太直接、太明亮了。一切掩饰都被揭去，透彻中充斥着不祥。
凶杀发生的地点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所，近日由于每天都有数批知识青年从这里乘专列发赴山西省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广场完全成了红旗和人头汇集成的海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喧闹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个明亮辉煌的时间，这个冠盖如云、稠人广众的地点，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一个青年人把另一个青年杀死了。他使用的是一把真正的凶器——三棱刮刀。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是一起突发性的斗殴致死案。
两拨青年因一桩琐事而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进而互殴，接着拨出了刀子，最后是一个人的死亡。
根据从现场提取的证言分析，这起案件背景单纯，不含任何政治性或阶级色彩；过程呈直线式，平淡得几无情节。从骤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半分钟。至于杀人动机，人们没有再费心研究，因为同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许多伤害案件一样，这起案件的动机也是既荒谬又简单的。
简单得令人费解，荒谬得完全不符合逻辑。
应该说，死亡是突然间降临的，没有任何预兆，无法前期防范。除了两个当事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别人无须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事过26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不能忘记这个事件，无法平静地对待这个已成为历史的死亡。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了自己以后10年苦难历程的起点。
人们告诉笔者，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带有神秘意味和启示性的死亡。它联系着为争夺命运而引发的更多的死亡。
2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袁一平和其他几个学校方面委任的知识青年临时负责人在清点待运行李时，看见这只皮箱。袁一平犹豫了一下，他似乎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惶惑和无奈，望着皮箱愣怔了好一会儿。清点完行李，他又返过身来，用手拎起了皮箱。就在这一刻，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这是谁的皮箱。”袁一平向周围的人问。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嘶哑。
无人应声。
袁一平突然笑了。他笑得很怪，既开心又痛苦，脸上的肌肉很难受地拧在一起。“妈的，好汉们都上哪儿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双手一扬，用力把皮箱抛向天空。皮箱沉重地摔回地面，又滚动了一下，落在一洼污脏的积水中。
这时，一个戴着一方花头巾的姑娘静静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很吃力地提起皮箱，准备把它再放回行李中。袁一平挡住了她。
“是你的？”袁一平颇感意外地问。
“嗯。”姑娘低着头，神情腼腆、窘促。
“行李牌上的姓名为什么是陈成？”
“陈成也要到山西去，他报了名。”姑娘说。
“嗬嗬。”袁一平又一次怪笑起来，“别做梦了，判决书已下，陈成马上就要吃枪子了！”
说完，伸手就去抢皮箱。姑娘紧抱着皮箱不松手，被袁一平连箱子带人一起推倒在地上。
袁一平回身向自己的同伴说了句什么，有人递给他一把匕首。他拿着匕首，弯腰就向皮箱捅了一刀。
人们记得很清楚，直到这时，杨宏全才挺身站了出来。据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矮，身单力薄，但面目却清秀俊朗，一派小生模样。26年后人们提起他时，偶尔还用“小美男子”这个称号来指他。当然，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这种称呼其实是另有意义的。
杨宏全弯腰躬背地护住皮箱，低声说：“皮箱是我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