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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全弯腰躬背地护住皮箱，低声说：“皮箱是我带来的，我再送回去。”他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乞怜成分，低眉顺眼地不敢正视袁一平。“是我，我带来的。”他又重复了几次，声音更低更小。
杨宏全还想更多地解释什么，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身高力壮的袁一平死死地拧住了他的脖领子，并且用匕首顶住了他的眉心。
这时，袁一平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正是这句话，把他引向了死亡。他说：“杨宏全，你放明白点儿，这里已经不是青年湖中学，也不再有高二。七班！”
事情发展到现在，如果杨宏全还能忍一时之气做出让步的话，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但是他显然被这句话激怒了。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嘴里凶巴巴地骂着什么。同时，他突然用左手去夺袁一平手中的匕首，而他的右手却在挣动中伸向了自己的后衣襟，那里，掖着一把尖利的刮刀。
袁一平猛的往回一抽匕首，杨宏全的手掌立时被割得鲜血淋漓。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没有了退路。
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26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闻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着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织的黑社会集团的两个最重要的首领。
他说，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在场，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唉，人不是像传闻的那么坏。
说这番话时，他停住了车，久久地望着路边成片的高楼大厦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建筑物似的。神情凄清、茫然。
“北京变了，完全变了。”他说。
4
先下手的是袁一平。第一刀就戳进了杨宏全右大腿的内侧。进刀很深，蓝制服棉裤先是翻卷起一团雪白的棉花，随即就被喷涌而出的鲜血浸透了。再后来，整条裤腿都湿漉漉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袁一平缺乏格斗场上的历练。
他或许经常下手打人，也不是第一次动刀子，但远不具备以命相搏、拼刺格斗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刺出第一刀以后。那句著名的决斗法则迅即在他身上应验了：先下重手的人必然最先胆怯，除非你真的想杀人！
袁一平当然没有杀人的预谋，而且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是学生干部，与人争斗时凭仗的是势力而不是刀子，但是他仍然先下了重手，舍长而用短，这是他的悲剧。
刺出第一刀以后，袁一平和杨宏全似乎都被这个突然变故吓愣了。两个仍傻呆呆地相互扭扯和挣动，又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注意到，袁一平此时面色苍白、呼吸粗重、目光呆滞，显得极度紧张和恐惧。刀子还在他的手中，抓得紧紧的。持刀的手臂却高高地举向头顶，血水顺着刀柄流淌到他的手上和脸上，又脏又粘。
“他这时应该扔掉刀子，”陈成后来曾淡淡地评论说，“这样他紧张的心理会得到缓冲。”
而直到这时，杨宏全的那把刮刀仍没有从后腰里拨出来，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
后来，袁一平先松开了手，这就注定了他的死亡。
据说，袁一平当时哭咧咧地怪叫了一声，同时用双手狠狠地推了杨宏全一把，几乎把杨宏全推倒在地；而他的匕首却在不经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脸。他又愣怔了一下，竭力挺直腰板，大喘了两口气。但是，他随即就崩溃了。
人们说，他突然转过身，疯子般地向远处跑了。
杨宏全立即就追了上去。
这是一种本能的或下意识的追击，完全是由敌人的突然脱逃而诱发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说，他伤得很重，动脉肯定被切断了，流了大量的血。血水灌满了他的鞋窝，每跑一步都溅出一圈血点子。血是热的，地面上飘散起淡淡的白色雾气。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高马大的袁一平竞没能跑掉。而且，根据地面上的血脚印计数，杨宏全仅用了13步就追上了他。
13个血脚印：数字和阴险和色彩的不祥竟组合在了一起。
广场上的人太多了。袁一平钻着人缝猛跑了几步，突然迎面撞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身上。应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人性本能的善良，在与中年妇女碰撞的一刹那，袁一平竟猛地耸身向后顿住了脚步，从而使那位妇女仅被碰得趔趄了两个就站稳了身子，袁一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原地停顿了下来。当然，他的停顿和迟缓也仅仅延续了半秒钟。
但是，半秒钟就足够了。杨宏全就在这同一时刻扑到了他的身后。前仰而后扑，两股力相向作用，使杨宏全手中那把七英寸刮刀被齐根儿送进了袁一平的后心。他们合力杀死了他们自己。
根据目击者的陈述，这时，袁一平慢慢地转过身来，困惑不解地看着杨宏全；然后，他又缓缓地仰起头，眯着那双已经失去了神采的眼睛，怅惘地望着头顶上方湛蓝的天空和那轮血红色的冬日，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极不情愿地、慵懒地躺倒在广场高大的水泥砌块上。
他的姿势并不雄壮，四肢松软散漫地摊撒开，但是右腿痉挛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伸直，摆成了一个走了形的“大”字。
杨宏全脸色煞白，失血和惊恐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他弯下身子干呕着，几缕涎液从嘴角一直挂到胸前，使那张曾经挺漂亮的脸上看上去污秽不堪，像一个白痴。
当人们逐渐围拢上来时，他抬起了头，张惶无助地向人们望去，嘴一张一闭，似乎想解释些什么，但是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后来，他紧紧地闭上双眼，一颗巨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急速地向下滚落，在蓝制服棉衣的前襟上溅落成无数水星。
后来有人说，杨宏全仰倒的姿态近乎是完美的，身板笔直，铿锵有声，像是在演舞台剧。
许多人特意提到，杨宏全倒地的位置恰好在袁一平的头上方，从而为那个不成功的“大”字重重地添了一笔，构成一个难看的、然而却令人心惊肉跳的“天”字。
天。一个没有精确概念的概念。它总让人联想到命运。
此时，杨宏全的老母亲正在广场上转悠着找儿子。
儿子早上是赌着气从家里出来的，他想把家里的洗脸盆带走，母亲没有同意。家里就这一个盆，全家人洗脸洗脚都用它，你带走了，你爸用什么？
儿子刚一走，母亲就掉了泪。她从邻居那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洗脸盆，送到火车站来了。
当所有的人都被这起瞬问发生的血案惊呆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她就是那个戴着一条大花围巾的姑娘。
她从水洼里拎起那只橙色的皮箱，用棉手套揩去皮箱上的泥渍，解下那条花围巾包裹在皮箱的外面，使它不再那么醒目扎眼。然后，她悄悄地又把它放回了行李堆里。
几分钟以后，这件标记着陈成名字的、沉甸甸的皮箱就被装上了行李车，发运到山西去了。
姑娘目送着皮箱被拉走了，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对于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流血惨剧，似乎完全不在意。
后来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姑娘就是王星敏，陈成名义上的女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