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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商量了好一阵子，基本确定了上诉要点，郑晓最后做了类似于总结陈词似的发言和任务布置：
“第一，本案虽然案情比轻明朗，但疑点也不少，顾阳宁和陈娟应抓紧时间到发案现场周围进行走访，从老百姓那取得一些有用的资料。走访时要做好笔录，尽可能地找几名目击证人。”
“第二，本案是一起民告官的案件，直接受害人已经死亡，无疑又加大了办案难度。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维护法律的尊严。顾阳宁和陈娟都是年轻律师，要切忌感情用事，要合理合法地搜集证据，理直气壮地走上法庭。”
“第三，明天通知受害人家属朱女士到事务所办理相关的委托代理手续。这一次是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不能给受害人家人增加半点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第四，争取在下周能够到法院立案。案子结得越快越有利于受害人家庭尽快从困境中走出来。”
时隔一年，再次与郑晓这样的“大姐律师”合作，两位年轻人都感到兴奋异常，信心十足。郑晓布置完任务，顾阳宁和陈娟便驱车去了案发现场。
两位助手走后，郑晓便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边和其余同事聊天，边整理自己的文件袋。一晃半天过去了，很快到了下班的时间。李明下班时约郑晓共进晚餐。因考虑家中无人看守，郑晓婉拒了李明的邀请，径直回了家。
第二部分：乍暖还寒一股无名火
像郑晓这样的女人，一生中永远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而且不停地在两个角色之间换来换去。在办公室里，她是性格刚强，行事干练，说话一言九鼎的大律师，是所有同行师弟师妹的楷模；在家里，她是温柔善良，勤俭持家的妻子和母亲。这两个角色有着天壤之别，却集于一人之身，对于扮演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郑晓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在家里时老想公事，在办公室里又不时牵挂着家务事。
漫长产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令郑晓感到疲惫不堪而又兴奋不已。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满脑子里还交织着即将接手的这桩案子的千头万绪。而出门后被冷风一吹，她的心又迅速飞回了那套三室两厅的居室里。丈夫昨晚一夜未归，这样的事虽然算不上意外，可这两天两人的关系莫名地紧张，令郑晓有些忐忑不安。她只想尽快回到家里，亲手做几道好菜，熬一锅靓汤，为连日奔波的丈夫补补身子，并借此消除两人心头的芥蒂。
春天的夜晚依然来得匆忙，不到六点钟，夜幕已经悄然张开，街边的景物也开始模糊不清。楼道里的路灯还没有亮，黑糊糊的一片。郑晓摸索着走上四楼，蓦然发现家门口的楼梯上蹲着一个黑影，心头一惊，便壮了壮胆干咳了一声。黑影也被咳声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郑晓仔细一看，竟是几天前来过的陈太婆。
“太婆，是您？”郑晓显然未料到陈太婆会在傍晚的时候蹲在她家门口，问话的口气有几分惊讶，也有几分装出来的热情。
陈太婆眼睛不好，但她熟悉郑晓的声音，便有些欣喜若狂地站起身，握住郑晓的手，焦急地说：“郑律师，你终于回来了！”
“您等了很久吗？”郑晓问道，心头陡地开起一股内疚，边说边拿钥匙开门。陈太婆没有回答郑晓的问话，而是急不可耐地说：“郑律师，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讲。”
郑晓回头笑了笑，随即打开了门。
“请进屋讲吧！太婆。”
客厅里的灯被打开的那一刹那，郑晓差点惊叫出声，脑子里的血液迅速倒流，心也猛地跳到了嗓子眼。
“你、你……”
吴之明颓然独坐在沙发上，满脸沮丧地抽着闷烟。屋子里烟雾缭绕，令人发呛。见郑晓推门进来，身后还跟了个老太婆，吴之明迅速摁灭烟头，脸上也回复了神采奕奕的状态。他微微地欠了欠身，冲妻子和太婆一颔首：“回来了。这位是？……”
郑晓惊魂未定，说话还喘息连连：“你……你怎么在家里。”
吴之明笑笑，没有回话，起身客气地为陈太婆让座，郑晓迅速地打开窗户，让呛人的烟气尽快散去。背对着吴之明，郑晓介绍说：“这位就是陈太婆，前几天还专程来看过我们。”
妻子的介绍令吴之明心头一阵窃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正为红包的事急得焦头烂额，没想到肇事的妻子有口无心，还是把陈太婆给找来了。他当然不知道陈太婆是亲自找上门来的，而且还会带给他一个更为致命的打击。
陈太婆因心中有急事，又顾不得许多礼节。她根本无法在沙发上落座，跑过去再次抓住郑晓的手，急促地说：“郑律师，那个红包……”
吴之明一听“红包”二字，心跳陡地加速，没等陈太婆把话说下去，便急匆匆地问道：“红包您带回来了吗？”
郑晓迅速地使了个眼色，想阻止丈夫这种极不礼貌的问话。但吴之明没有理会，依然用迫切的眼神逼视着陈太婆。老人却并没有慌，迎着吴之明的目光，沮丧地摇摇头。
吴之明的心情迅速降到冰点，背脊上猛地一阵发凉，一股无名火腾地升起，但他克制住了没有发作，而是尽量平静而委婉地说道：“太婆，那个红包事关重大，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求您把它还给我们。”吴之明虽然心头有气，但语言却很诚恳，令陈太婆窘得几乎无地自容。老人干瘪的嘴巴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沧桑的脸上却写上久违的因羞愧而焕发的红光，深陷的眼眶里泪光闪闪。
见老人的自尊心受了很大的打击，郑晓的心头突然间堵得发慌。她赶紧拉着老人坐到沙发上，忙不迭地道歉：“太婆，对不起，小吴这人说话就这么直来直去的，您老别往心里记。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讲。他这几天为个红包的事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陈太婆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叹了口气说：
“郑律师，我正是为红包这个事来的。我虽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呀，怕对你们不利。那个红包，被别人拿走了。”
“啊！”郑晓和吴之明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接下来，陈太婆详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只听得两人背脊发凉，额头冒汗，心中如有千箭齐过，烦乱不已。
原来，陈太婆那天上车时匆忙之间接下郑晓的红包，当时除了感激并没有多想其他的事。待回家打开红包一看，老太婆愣住了。红包里并没有钱，而是一张印满字的纸，还盖了一个大红的公章。老两口都不识字，又觉得奇怪，便在探望生病的老支书时顺便把那张纸拿给郎支书看了，当时恰好郎支书的儿子郎军也在场。没想到，郎军在看了那张纸后，竟然大呼小叫起来。
第二部分：乍暖还寒还我父亲一个清白
“天哪，陈太婆，这是一张即兑现金支票呀，足足有十五万之多，你哪儿来得这张支票。”
陈太婆并不知道支票为何物，但她听说有十五万元钱，便有些惶恐，她就毫不保留地把支票的来龙去脉给郎支书及郎军讲了。陈太婆穷苦一生，从不曾想过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拥有十五万元。待冷静下来之后，太婆心里清楚，这一定是郑晓不小心拿错了红包，认为还是尽快归还才好。没想到，当陈太婆向郎军索回支票时，郎军却把脸一沉：“这张支票暂时不能给你！”
“为什么？”陈太婆心头一紧。
郎军没有理会陈太婆，而是转头对郎支书说：“爸，我看这支票有问题。”
“什么问题？”支书一诧。
郎军的脸上浮起一抹冷笑，指着那个大红公章说：“这张支票是由永丰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开出来的。这个永丰公司，就是在我们中坝村三环路段施工的单位。”
郎支书若有所思地皱紧了眉头：“一个建筑公司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张高额支票给一个律师？”
郎军摇摇头，似乎成竹在胸：“这张支票不是开给郑律师的，相反，郑律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否则她也不会粗心地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红包转送给陈太婆。别忘了，郑律师的丈夫吴之明是政府高官，听说专管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的。这张支票八成是建筑公司向吴之明行贿的。”
一旁的陈太婆一直云里雾里地听着父子俩的对话。但郎军的最后一句话着实令太婆心头一颤，旋即全身发抖。“行贿”这个词她已经耳熟能详了。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在讲，某某干部行贿受贿被惩办、被革职甚至被枪毙。陈太婆心底痛恨这种腐败的干部，但眼下这名“干部”，是自己救命恩人的丈夫，如果郎军说的是真的，如果吴之明被惩办，被革职，被枪毙，自己不是恩将仇报吗？一想到这，陈太婆便再次口气刚硬地要求郎军把支票还她。郎军不肯，两人争执不下，躺在床上的郎支书出面解围：“算了，郎军，把支票还给陈太婆。你拿着它有什么用。”
“什么用？”郎军两眼发出仇恨的光芒：“三环路已经完工了，占用我们土地的费用一分未给，还让您被人逼得卧病在床。可他们当官的却昧着良心吃农民的黑钱。这张支票是他们受贿的证据，我要去告他们，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年轻人愤怒的表情把两位老人都震住了。郎支书沉默了一会儿，叹着气说：“郎军呀，别这么冲动，免得惹火烧身。咱们当老百姓的，能告谁去？朝朝代代老百姓都是处于最底层，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郎军既不听父亲的忠告，也不理会陈太婆的哀求，依然我行我素，嚣张地声称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民告官官司。陈太婆随后几天多次找到郎军索要支票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陈太婆只得再次来到郑晓家里说明原委，以防不测。
陈太婆讲完时，吴之明已是满头大汗，事情终于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