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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奸叛徒还是民族英雄，既然走到现实这一步，谁人没有理由？就连我金牙从一个现代人沦为胆大心黑的海盗王，那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万千苦衷，百味陈杂，但是，理由并不能成为判断我们行事对错的评判标准，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价。我们心中应有一些固定的，不可逾越的原则，生而为人的底线。不然，与禽兽有何区别？
明初，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因江浙等地百姓曾协助方国珍、张士诚与其争夺天下，严禁百姓出海。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接下来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永乐三年（1405），市舶司恢复，海禁有所松弛，明朝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相当繁荣。其间，就有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迹，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五年1407、六年1408、十年1412、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
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郑和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永乐二十三年尚有一次筹划中的远航，但因“仁庙仁宗诏停止之”，嘎然而止。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
如果没有劳民伤财说，如果没有航海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说，如果没有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如果没有那长达五百年之久的闭关自守的漫长岁月…如果那个时候郑和跟八十多年后的哥伦布同时航海相遇，那么，西方舰队在中国舰队面前，就像几条小渔船遇到了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一样，不堪一击。
如果…
没有那么多如果。如果有那么多如果，欧洲发起的全球航海壮举算个屁，我金牙现如今这个欧非海盗王的封号也不值一晒了。
可是，究竟为什么中国人的航海壮举会嘎然而止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几个儒生的聒噪？不应该啊，要知道，当年的航海壮举并非只是向海外蛮夷小国耀武扬威那么简单，带来的更有大吞吐量的对外贸易，惊人的商业利润。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明朝时期，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利润，有那么丰厚的利润，为什么突然禁航禁海？我尝试着找出原因。我就不信，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明皇帝会在利润和几个儒生常谈的空话之间，选择了老生常谈。谁，不知道有钱好啊！反正爱钱的金牙没法理解，除非让我找到更深层的原因。
嘉靖后期，由于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沿海海防官员故意夸大其辞，使明中央政府错误地认为“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作“通番奸民”，进而加紧海禁。
当时，倭国上上下下都垂涎于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大批商船。由于没有正式手续，这些商船都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倭人被拒绝后，有的并不急于回国，而是与在沿海漂泊的“通番奸民”勾结，占据沿海岛屿。加之151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后，也开始与沿海中国居民进行贸易活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一带官民对峙的紧张形势。
利润，一切还是利润！倭寇，沿海官民对抗，都是为了两个字，利润！而明朝的禁海，恐怕也是因利润带来的威胁大于利润本身，沿海民心不稳，倭寇频频滋扰有很大关系。当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大明当局选择了放弃。闭关，禁航，编练戚家军，剿灭倭寇流民海贼…
说到底，一千一万个头绪，最后都集中在罪恶的根源上面——倭寇！可恨的倭寇，如果不是他们频繁扰边，禁航也不会发生，下西洋的活动仍将继续，江浙一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慢慢发展壮大，最后来个什么选举维新，从封建社会提前过渡到资本主义，到我们这一代进入管吃管够的社会主义…没有马关条约，没有八国联军和鸦片战争，没有军阀割据，提前有了**领导的新中国，我们比美国孩子更优越，多美…我是不是个妄想狂？
总之，可恨的倭寇！它们打乱了大中华帝国平静前进的步伐，该杀！
现在既然有了金牙海盗，既然倭寇才刚刚开始寇边，我是不是有必要回东亚，帮“戚虎”一把？将巨大的历史危机化解于无形？
第二百三十一章 明朝海防（）
怎样处置王直的人呢？说到底，都是些可悲的人呢，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祖国，该死！不过好多年没见中国同胞，不忍杀，心道首恶王直已死从犯给个机会吧，还是以教育为主。回头老子亲自办个学习班，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要学梁启超，不要学汪精卫汪直之流的，挂着曲线救国的羊头卖汉奸狗的肉。
以后他们就知道梁启超先生让人敬佩之处了。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时，梁启超被清廷鹰爪通缉追捕杀，形势危急，幸得日本大使馆营救，后来又送到日本政治避难。小鬼子没少给梁启超好处，拒绝清政府将梁引渡回国的要求，可谓有再生父母之大恩于梁。梁自己也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要报恩。可是后来袁世凯要和小日本签《二十一条》，知道第一个跳出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大声呼吁的是谁吗？就是这个梁启超！
很多日本人不理解，用言论抨击梁启超，梁说：“恩情是恩情，民族大义是民族大义，有恩报恩，然国家民族大义绝不敢忘！”
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当时拍案击节：“梁启超，是条汉子！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付小日本，就要吃它的喝它的，拿了它的对华援助贷款还不还！”
最关心的当然是现时中国的态势。
已是大明嘉靖朝中后期，国有乱象。江西爆发闽粤起义；北方蒙古铁骑的威胁依然存在，蒙古各部首领如俺答、董狐狸、土蛮、长昂的大军时时威逼都城；倭患猖獗，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而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时倭寇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当时海上走私集团。嘉靖二年，按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继而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为防倭，推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遂由以前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强盗。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很多平民均“资衣食于海”，或依附于海上贸易为生，严厉的海禁使他们衣食无着，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行列或与山贼合流，倭患遂达颠峰。“真倭少，从倭众。”“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走私人员——海盗商人。身兼商人和海盗两种最光荣职业的航海者。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扩展到了江浙，倭寇不仅横行江南，出入于长江下游。甚至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城市。地方动荡，海上豪杰众多，官民间战斗亦颇为激烈……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徽州府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辛）、李七（光头）引倭聚双屿港，后来海盗商人林剪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徽商王直也“招千人亡命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形成，成为“海上寇最强者”。
许氏海上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活动，又攻城略地，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和总旗王雷斋都曾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惹怒了明朝政府，浙江巡抚朱执亲率备倭大军四路围剿，许一被捕，许三许六李光头丧亡，许二许四逃往西洋。
然而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又形成。“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智，人多服之，，乃领其余众”，后来吞并另一伙海商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郑春庭、陈豹、施大、叶宗满、徐维学、谢和、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为大，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船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叶麻、陈东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啸聚沿海。
千错万错走错这一步。如果他能借助自己在沿海的威望，学“宋江”之举，与朝廷勾通招安，以达到通商互市的目的。这并非不可能，朝廷一直都在与王直交涉，更何况“杀（陈）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但王直千不该万不该，勾结外倭，损我中国利益。这是大明朝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