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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笔者曾于碑前审视，字形不近“基”字。这位官封锦衣卫佥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谱生辉，何以《家谱》反无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鹏墓碑，怎能“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呢？《袁氏族谱》怎可以作为“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鹏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时代悬殊，且谬误多端，决非据原碑拓本或据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谱》记及袁骥绍，骥绍，健在。《家谱》记袁崇焕家世，与崇焕自言或前人记述大相径庭。这两种在袁崇焕死后二百多年制成的“资料”，岂能作为证实崇焕是广西人的证据。
〔崇祯〕《东莞县志》卷三载：袁世祥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庆、民国等四种《东莞县志》所载亦同。
〔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
《袁自如公粤西家传》云：崇焕年近十四，始随王父赠大司马世祥、父赠大司马子鹏公往粤西之梧州，应藤县童子试，补弟子员。
〔崇祯〕《东莞县志》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距袁崇焕之死，仅九年，编者张二果，东莞博厦人，与崇焕同时略晚；二果之家与袁崇焕之乡水南，相距十余里；崇焕自称族叔袁玉佩（东莞温塘人）尚健在注17，可资询访。〔崇祯〕《东莞县志》所言，当得其实。
〔民国〕《东莞县志》所引《袁督师行状》，为东莞蔡均所编。蔡均，明末清初东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将袁崇焕“久存东莞”之“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注18编为《袁督师事迹》及《率性堂诗集》，《袁督师行状》所言，亦当可据。《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旧抄本未题撰人，所载与《行状》合，当有所据。上述三书所言，袁崇焕祖父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鹏非字子鹏。
说袁世祥与袁西堂是两人，还有根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与子子鹏携孙崇焕入广西。袁西堂入广西是正德元年（1506）（见《家谱》）或嘉靖初年（见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时间不同。此其一。
《家谱》载袁西堂为东莞“水南乡茶园村”人，茶园，一名茶山，即今东莞县茶山乡。《袁督师行状》及康熙、雍正等《东莞县志》俱谓崇焕为东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与袁世祥在东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东莞水南，距茶园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横江、厦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园村大，历史上，茶园从来不隶属于水南，水南也从来不属茶园。自明代中叶发后，茶园人到广西藤县、平南一带贸易而定居的，为数颇多。今与藤县毗邻的平南县的六陈乡一带袁姓，大都是明代侨居的东莞茶园袁氏之后，近来发现的平南《袁氏族谱》多种，可以证明这一点。茶园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马村隔江相望的藤县莲塘村（今称新白马），不是个别现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广西时为三十岁，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话，到其孙崇焕十四岁时，已有一百二十一岁或一百零五岁，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寿，然百龄外人，又何能跋涉长途，携孙入桂呢？袁西堂与袁世祥并非一人，此理至明，阎崇年先生谓“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据。
熊廷弼（1569—1625）（）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
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参见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