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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无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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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bj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gd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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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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