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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严重迫害,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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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