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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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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