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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的名头被逮捕入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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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