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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安诺德总董事的说辞，在场的华人董事和美英董事全都忍不住哄笑起来，两位日本董事卜部卓江和山本武夫不敢向美英董事撒气，只得瞪了虞洽卿等华人董事一眼，然后一脸傲慢地宣称：大日本帝国的神勇无敌之师，纵然只有不足三千人，也能轻易毁灭这一股胆大妄为的“支那暴民”。
这样的话语，显然等于是在打虞洽卿等一干华人董事的脸面——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假如算上保安团的话，已经有超过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被这支赤匪击溃和消灭。到了上个礼拜，更是连首都南京也被震动得全城戒严，惊恐到了要打“首都保卫战”的程度如此说来，国府的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还远远无法抵得上大日本帝国的两千八百名海军陆战队？支那人之斗志薄弱、素质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眼看着国民党政府军的表现如此拙劣。虞洽卿也实在是没有本钱反驳日本人的狂言不过，这并不妨碍诸位华人董事们在会上说一些酸话，玩弄一下汉语的博大精深
虽然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至少可以让华人董事们心里舒服一些，觉得自己挣回了一点面子。
而傲慢矜持的美英董事们，还有一向作为点缀般存在的俄国人与意大利人，以及拥有独立势力的犹太人，则是仿佛欣赏斗鸡比赛一样，津津有味地看着日本董事和华人董事们互相施展唇枪舌剑——当然，作为高贵的白种人。他们只会在一旁看戏，并不会介入到“两拨黄猴子们之间的撕咬”之中。
总而言之。在连续几个小时的争论、交易、讨价还价和吹胡子瞪眼，并且反复打电话联络各国的驻上海领事馆之后，公共租界工部局终于就工农红军攻入苏州一事，做出了自己的应对决断。
首先，工部局向自己的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发布总动员令，命令这支总兵力两千人的“非正规军”进入备战状态。准备配合美国领事和英国领事指挥的美英两国驻军，把守好公共租界的各个重要交通路口、政府机关、银行金库和富豪别墅区——主要倒不是防备红军的进攻，而是担心有人趁机打劫和作乱。
至于隔壁法租界的防卫和治安问题，则是法国领事的职责，工部局只需要“友情通报”一声即可。
同时，黄浦江上的各国舰队需要提高警戒等级，防止红军乘船从太湖进入黄浦江。
其次，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虽然依旧不被允许越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的南区和西区，但却得到了在闸北华界进行“自由行动”的默许——当然，工部局的这个默许是否会兑现，还要看接下来的最新战报：如果国民党军队顺利驱逐了苏州方面的赤匪，那么这个默许就自动告吹。
嗯，这事本身倒也谈不上好和不好。唯一的问题在于，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无论是美英董事、日本董事还是华人董事，似乎都忘了跟闸北这块地皮的主人，也就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说一声
最后，既然应对的策略已经做出，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待消息了——无论如何，上海滩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论打探消息的本事，依然是几位华人董事最为灵通。
所以，即使是跟他们不对盘的日本董事，也只得留在工部局的会议室里，随时等待第一手最新情报。
接下来，时钟滴答滴答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会议室里的奶茶和咖啡也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几位年老体虚的华人董事已经坚持不住，只得告罪一声，各自离开会议室找地方休息。而在美英董事之中，也有几人先后出去小睡片刻。而事不关己的犹太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是早已走得一个都不剩。
但虞洽卿和两位日本董事却还在咬牙坚持，因为苏州的战况跟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巨大于是，在晨光熹微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了前来报讯的使者——某位在上海滩专门从事包打听的青帮混混。
然后，从这位青帮混混的惨白脸色来看，苏州方向的战局显然是相当不妙。
“诸位董事，苏州已经失守了！赤匪第十军团投入的兵力相当庞大，火力也是空前凶猛，孙立人所部刚刚在苏州火车站兵败投降，还有一股赤匪的先头部队甚至绕过了阳澄湖，闯进了昆山县城”
这家伙进门之后喘了几口气，就对虞洽卿摇头说道，“最多再过两三天，他们就能打到上海来！”
六十一、上海滩的众生相（中）（）
从城市的空间构成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包括闸北、南市、日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五个主要区域——事实上，上海能够由开埠前的小小县城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商埠，与租界的辟设有很大关系。由于这是一座因租界而繁荣的城市，所以几乎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进、忧愤或颓废的情绪，都能在尊奉所谓“言论自由”的上海租界得以表达。因此，民国的上海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心，让这里总是充斥着各种新奇观念和怪异世相——正所谓“沪上不愧为万国租界，这里的居民真的是什么鸟都见过”！
总而言之，若是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来看，上海租界呈现出一派令许多国人十分羡慕的欧化的繁华气象；但是从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看，上海租界则是黑色的染缸和罪恶的渊薮——嗯，有一句话似乎是这么说的：繁荣与罪恶伴随而生。而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这一点更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此刻，距离上海租界“开埠”已有大半个世纪，位于法租界与华界相邻之处的十六铺小东门，虽然论气派远不如十里洋场南京路，但依然是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从外洋与内地运来的洋货、海货、山货多在这儿集散，洋行、商行、货栈、大小店铺鳞次栉比，每天在这儿出入过往的人潮络绎不绝，有官吏，有商贩。有工人，有苦力当然也有许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和“白相人”。
于是，另一些行业也适应市场需求，在这里应运而生。只要你拐进一条弄堂，便可以看到小赌场、大烟馆、公开的或半开门的妓院，也有把抽大烟与玩妓女结合起来的“烟院”——就好像老鼠、苍蝇、蚊子、蟑螂会一起出没于垃圾堆一样，这地方也成了官、商、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渣滓的云集之地。
此时的钟表已经转过十二点，到了后半夜。而终日熙熙攘攘的小东门。也已是变得夜深人静。除了某些街柳巷里面，偶尔还会传出几阵乐曲和嬉笑的声音之外，其它地方似乎都进入了酣甜的梦乡之中。
但是，在一家已经关门打烊的茶楼里面，此时却依然是灯火通明。几个身穿黑绸衫的彪形大汉，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虽然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茶碗，但却谁都没心思喝上一口。只是焦躁不安地等着什么。
粗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黑帮聚会。但如果坐在上首的那位帮主大哥亮出身份，那么绝对能在上海滩吓翻一大堆人——他就是上海滩斧头帮的帮主，民国年间大名鼎鼎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大侠！
——王亚樵，字玉清，安徽人。贫民出身。当年为了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他召集一帮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怎奈手头资金短缺，买不起枪械，只得打造了一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故而被上海人嘲笑成“斧头帮”听着貌似十分威风，其实却是讥讽其囊中羞涩、装备简陋而已。
谁知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此后几年里，王亚樵居然硬是凭着这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天昏地暗。连名震一时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接下来，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热心革命的王亚樵又跟孙中山搭上了线，帮助其南下两广从事革命大业，亲自参与了护法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日后权倾一时的胡宗南和戴笠，当时都一度是他的马仔小弟。
在斧头帮叱咤风云的那段岁月里，王亚樵一直是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手不凡，一动就是惊天大案。跟一般那些拿钱消灾的杀手不同，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从安徽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到南京、从南京杀到广东。正所谓“血流五步撼天下”！号称是“普通人怕魔鬼，魔鬼怕王亚樵”！
不过，那些被王亚樵暗杀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或是千夫所指、鱼肉百姓的独夫民贼；或是包藏祸心、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国贼；或是以权谋私、吮吸百姓血汗的吸血鬼、或是闯入华夏国土、烧杀抢掠的强盗。就当时的舆论看来，他们的死，是国家、人民、民族的大幸，社会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总的来说，王亚樵是个典型的激进派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在前期，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拥护孙中山、对抗北洋政府；到了孙中山病逝、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曾经一度陷入迷茫和彷徨，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刺激之下，王亚樵大侠很快又投身于反蒋和抗日大业。
1931年7月，王亚樵组织“铁血锄奸团”在上海刺杀宋子文，结果只是杀了宋子文的秘书；之后又策划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可惜因为蒋介石身边护卫森严，未能找到机会。再接下来，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势头愈演愈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作为一名义薄云天的爱国者，王亚樵在“一二八”事变之中，积极帮助十九路军抵御日本军队入侵，派水鬼携水雷炸伤日舰“出云”号，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慷慨悲歌。
在卖国苟安的淞沪停战协议签署之后，义愤填膺的王亚樵又跟朝鲜志士尹奉吉合作，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