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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咱们既然在上海，似乎可以跟洋人们商量一下。”吴铁城的秘书插嘴说。
“试过了，没用的！”吴铁城还是继续摇头。“英法美三国都只肯守住租界，不愿管外边的事。”
“行政院汪院长刚刚发来无线电报，建议我们联系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军。”
“日本人？”吴铁城的眉头深深皱起——他很清楚，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一举动会招来怎样的名声——但严峻的现实又容不得他挑三拣四。“哎，实在顾不得名声了，还是向日本人求援吧！”
“呜呜——”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与此同时，在船舷甲板的两侧，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色。
在外国人眼中。上海是一个自由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
——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昔日的乡村已为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魔都”。
然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赤匪要员”的萎靡脸庞
——曾洪易，江西万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还被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1934年，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随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随粟裕、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
11月1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不久之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却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居然到处散布“野战军出动（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悲观论调，并私自向中央局去电，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
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显然是党中央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因而在党中央的电令之下，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对曾洪易的“动摇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严厉批判，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然后作出决议，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浙江省的江山县（戴笠的老家）担任区委书记。于是，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
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又更加沮丧地发现，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四人，群众基础单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
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一路辗转到了海边，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碰碰运气。
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信息不够灵通，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
因此，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就被一个空前“喜讯”给震得不轻：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日宣言，声称要对虹口的日本驻军宣战！”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惊扰”
“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同时向日本在沪驻军求援！已获日方首肯！”
“奇耻大辱！上海特别市邀请日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莫非蒋氏政府已成日本傀儡呼？”
于是，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
“居然打到了苏州，接着还要打上海？！老方，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
六十三、搜集古董的意义（上）（）
六十三、搜集古董的意义（上）
1934年12月24日，上海滩
如今虽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但素来以时尚摩登而闻名的上海滩，此时却毫无节日的欢庆气息。
——因为一股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工农红军，还有一篇义正词严的抗日宣言，整个上海滩都仿佛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使得市面上陷入了一片难以形容的骚动和不安之中。
虽然吴铁城市长早已下达了戒严令，但他却严重缺少落实这一政策的能手。之前，为了守住昆山，他已经派出了手头仅有的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如今昆山失陷，红军继续进逼，他不但不能组织力量弹压市面，还要把一切能搜罗到的兵力都派往铁路和公路沿线，层层截击，以求稍微阻滞红军的推进速度。
——上海的近郊没有任何工事，并且已经没有时间抢修阵地，即使把红军放进城里打，也绝对守不住。
然而，焦头烂额的吴铁城市长显然并不清楚，他后面到处搜罗来的几批杂牌军，几乎是刚出上海，就一哄而散了——拜托，连齐装满员的正规军精锐，在这股赤匪面前都不是对手，咱们这点人岂不是去送死？
至于国民党身边可用的唯一外援，虹口租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虽然在吴铁城市长前来求援时吹得牛皮烘烘，但真正落实到战场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自从一二八事变结束，淞沪停战以来，最多时一度拥有数万兵力的驻沪日军，目前早已削减到了两千八百人左右。即使紧急动员日租界的武装侨民，估计也只能凑出四千人，委实太过单薄跟抢地盘相比。似乎还是守住现有的租界更重要。
当然，以日本军队一贯的骄狂和莽撞。他们在动员侨民紧急修筑街垒的同时，也还是派出了大约五百名士兵，前往相邻的闸北一带，从华界圈占地盘——如果支那赤匪最后没来上海，或者这些支那赤匪像东北的支那军队一样不堪一击的话。日军就能把自己在上海的地盘再次扩大一倍！
按照某些满脑子“皇军无敌”的日本下级军官的说法，“一个日本人可以顶十个支那人来用”，仅凭上海租界的兵力，就足够消灭这支不自量力的支那赤匪，顺便再把整个上海作为战利品一口吞下去了！
与此同时，上海滩的很多国民党政府官员，还有跟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的“沪上名流”。在乍然得知形势不利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火速出逃，躲避战祸。而原本居住在苏州河以北的日租界范围内，被红军划为交战区的上海居民——也就是金奇娜、金杏贞母女俩之前的邻居们——在从收音机、报纸和邻里传言中得到消息之后。也纷纷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地相继出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战争难民！
——成千上万的，如同潮水般的战争难民！
站在苏州河畔一座饭店的包厢窗口，虞洽卿不无忧郁地看到。从这一天的上午开始，来自上海北部日租界的人潮，就瞬间充塞了苏州河上的每一座桥梁——外白渡桥、乍浦路桥（二白渡桥）、四川路桥、天后宫桥所有的桥梁都挤得风雨不透，但是那些后来者并不会因为道路拥挤而停止前进。男人们带着简单的行李，拖着老婆小孩，以一种顽强而一致的意志不断涌入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美英控制区。
无论是汉奸买办还是爱国者，亦或是随波逐流的普通小市民。所有人都急于离开身后那个很可能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没办法，这场战争爆发得是如此的突然，令全上海的所有人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绝大多数人在离开自己的家园时，甚至没有多少时间来收拾家中的财物。
总之，伴随着收音机里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他们就这么匆忙的开始了自己的逃难生活，甚至有很多人还穿着单薄的睡衣，正在12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因为他们的房子在一早就被日军征用了！
这似乎昭示着另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失去大多数财产的难民们，很容易会因为普通的感冒而失去自己的生命，进而在上海滩诱发一场流感、肺炎等瘟疫的大流行
但问题是，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悲剧的发生——租界工部局不是慈善机构，没有人想到要钱设置难民营和收容站。这些人即使是在成功的跨过苏州河之后，也依然要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无论他是何种国籍、肤色与种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十多个国家和民族侨民的国际化大都会，逃出上海战区的战争难民之中自然也是各种国籍和种族都有，甚至还包括了不少畏惧战火的日本侨民。
更糟糕的是，由于数以万计的人流，还有大量汽车、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