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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把战争列入免责条款——诸位吃人不吐骨头的国际银行家，哪里愿意给中国客户当慈善家，白白承受这么庞大的损失？
于是，汪精卫不要说帮助富翁们挽回损失。就连他自己在横滨正金银行的储蓄，弄不好也得打了水漂。
与此同时，首都南京的市民，这群对国民政府信任度最高的人，眼看着银行的存款根本拿不出来，兑换外币和铜圆的地方也停业拒客，生怕手头的钞票也变成废纸，结果全都一窝蜂地上街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有钱人为了把钞票脱手。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穷人则囤积米面副食和布匹绸缎，而商人则努力想要关门停业，减轻损失，从而激化了冲突
为了稳定市面、遏止骚乱，尽管钞票已经没有了金银担保，无法兑付。汪精卫还是硬着头皮勒令商民照旧行用，拒收钞票者一律严惩，结果逼得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居然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历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他们终究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无论如何也不愿留着钞票过夜，生怕过两天在市场上就买不到东西。
——在没有了真金白银的准备金，连总行都被红军抄没掉之后，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就像日后跟黄金脱钩的美钞一样，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信用货币”。 但鉴于民国以来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人民对政府一向没多少信心。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完全由政府信用来作保证的钞票，基本就等于是一堆废纸而己。
“夫子庙爆发了哄抢骚乱，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警察和公务员正在酝酿罢工，政府命令已经无法正常下达何应钦刚刚赶到南京国防部，准备从镇江调回87师和88师，用于弹压首都骚乱。但部队调动也需要军饷，他希望您能尽快筹集一批实物，届时好发放给官兵，用于稳定军心。”黄秋岳汇报说。
“实物？实物？！！他何应钦当我能点石成金啊？！行政院里同样只有废纸一样的钞票和支票！”
汪精卫先是气急败坏地发泄了一通，但随即还是捏着鼻子想了个办法，“现大洋和金条是绝对没有的，但南京的粮库里多少还有些存粮，如果那些当兵的不嫌重，就让他们每人扛一袋面粉回去好了对了，关于当前的纸币危机，孔祥熙有没有拿出什么对策？这本来就是财政部的工作吧！”
“孔祥熙认为，如今想要稳定纸币市值，只有两条对策。一条是从各省搜集金银，重建中央金库储备，但这非常困难，遭遇到的抵制力度恐怕会难以想象，而且缓不济急；另一条是求助于海外，向外国银行家融资，依靠他们的担保来恢复政府信用，再发行新纸币，以一折或半折的比率兑换旧币，减轻损失在危急情况之下，外汇也是勉强能够代替金银，充当准备金来使用的。
根据外交部的报告，美国大使和英国大使已经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由于上海滩的诸多金融家集体遇害，我们没有了跟国际金融界沟通的中介人，恐怕会有不少周折”黄秋岳答道。
“也就是说，这事儿还是缓不济急”汪精卫叹息道，“难道就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吗？”
“办法还是有的。”黄秋岳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出来，“我们可以求助于日本！”
“日本？让日本政府从国库里拿金银出来资助咱们，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唯一能够争取的救市对策，就是让国民政府的钞票跟日元挂钩名浚（黄秋岳的表字），你这不是拿我往火炉上烤吗？”
汪精卫先是愣了一愣，随即苦笑起来，“这可是既得罪了美英两国的金融界，又进一步坐实了我头上的‘亲日派’帽子——咱们替他蒋介石背的黑锅难道还不够多吗？凭什么这回又要我来牺牲名誉？”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战爆发之前，汪精卫的思想上亲日归亲日，但很多所谓卖国求荣的“汉奸”骂名，都是在替蒋介石背黑锅，而他本人非但没能得到什么好处，反倒被弄得名声越来越臭
“先生，这事情可不能光是这么看。当前的这场货币危机，对国民政府和他蒋某人来说，或许是一场天崩地裂的大灾难。但对于您个人来说，未尝也不是一次绝妙的倒蒋机遇。”黄秋岳却是犹如魔鬼一般，对汪精卫循循善诱，“众所周知，如今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是所谓的‘蒋主军、汪主政’，其实却是以他蒋某人为尊！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国民政府中处处压过您一头，完全是倚仗着手中的兵权！
但问题是，他蒋介石虽然自称军人，难道就真的会打仗吗？这天下有谁不知，在战场上，他蒋中正的军事水平一向都是笑话，当年就是既打不过西北军，也打不过桂系，临阵指挥昏招不断，越插手战局就越糟糕之所以能够一路笑到最后，还不是因为有了江浙财团和美英共济会财团的支持，可以用银弹把敌人砸翻？而他手下如今云集的几十万大军，也都是依靠源源不断的金钱才能聚合起来。
可现在，江浙财团被赤匪一网打尽，美英共济会财团在中国的势力也遭到了毁灭性重创。既然他蒋某人的钱袋子已经完蛋了，手里的枪杆子自然也就不再拿得稳在这种情况下，您如果能够抢先一步，获得日本友邦的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持，就可以趁机挥洒金钱，收买将领和官兵，把军权从蒋介石的手里夺过来！至少是夺过来一部分，从而加强您在政府里的发言权——银弹战术又不是只有他蒋介石会玩！”
“这个我得要考虑一下。首先，日本方面未必愿意帮忙；其次，我们在军中也实在缺乏根基。”
汪精卫伸手揉着额头，起身挪到了办公桌旁边的沙发上，然后举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犹犹豫豫地嘀咕说——对于黄秋岳有关“趁势倒蒋”的提议，他确实是听得有些心动，但还是下不了最终的决心。
看着汪精卫犹豫不定的样子，黄秋岳皱起了眉头，正要再劝行政院长办公室的房门却突然被人猛地一下撞开，然后就看到中央执行委员周佛海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带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大消息。
“不得了啦！南昌爆发兵变！全城都打起来了！蒋委员长被乱兵困在南昌行营里啦！”
霎时间，汪精卫手中的茶杯就“啪嗒”一声，摔碎在了地板上
八十七、党国跌倒，赤匪吃饱（）
说起来，当大半个中国的钞票一齐变成废纸之际，蒋委员长麾下会发生兵变，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因为，蒋委员长的用人处事，简而言之就是“以蒋介石个人为核心，以黄埔系为圆心”，只有他黄埔军校出身的嫡系干部才能得到真正提拔和放权重用，只有他黄埔嫡系发展出来的部队才能得到良好待遇。
至于其他的杂牌部队嘛，在收买过来之前自然是随口许诺，等到收买过来之后，蒋委员长一向鼓励他们发扬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伟大精神，一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于是，在历次围剿赤匪、抗击日寇的战争之中，几乎都是杂牌军在吃苦受累，黄埔嫡系则抢功吃肉。
如此一来，那些在中原大战之中被“银弹攻势”收买过来的杂牌军，眼看着自己在归顺蒋介石后，无论如何鞍前马后、流血流汗地拼死卖力，也因为不是嫡系而难以得到重用，很快就颇有些受骗上当之感，再接下来就是普遍的怨气十足——在这些叛将的心目中，蒋介石这个总司令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打仗的小混混，若非自己及时倒戈，这个光脑壳哪里能爬得上全国领袖的宝座？偏偏自己如今获得的待遇，与投靠蒋介石时听到的言巧语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见蒋氏的忘恩负义
——领导人威望欠缺，只以权术笼络，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大义名分来凝聚像这样的军队，在形势有利、日子宽裕之时。或许还能压下矛盾、维持运转；可一旦遇到了困境，就甭想再精诚团结了。
所以，当1934年的12月末，上海滩的银行家们被集体挂路灯，金融系统和纸币信用同时崩溃之际，这支军队的内部矛盾就来了个总爆发——为了稳定军心，蒋介石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就下令洗劫了江西和湖北的银库，凑出两百多万枚现大洋和数百箱黄金，用于给他的嫡系部队发饷施恩。但问题是，与此同时，那些杂牌军手里拿到的依然只有废纸一般的钞票，而且被拒绝兑换成铜圆或银洋
如此不公平的差别待遇，顿时诱发了诸多杂牌军将士的怒火。而历年积攒的军饷全都沦为废纸，更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么些年的血是统统白流了，纷纷发誓要讨一个公道！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蒋委员长最亲信的黄埔嫡系部队，不是在湘西、贵州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就是江西南部的瑞金、长汀等地“肃清残匪”，或者紧急向东调动，赶往上海组织反攻总之就是基本散布在了外面。而在他自己坐镇下榻的南昌市区内，反倒是各路杂牌军的兵力占到了绝对优势
因此，以一群杂牌军士兵拦截南昌行营运金车。企图强行兑换钞票，而被宪兵开枪击毙为导火索，至少五个师的杂牌部队爆发了自发哗变——成千上万的叛军裹挟着长官作乱，对城内的黄埔嫡系部队、南昌行营指挥部、后勤军火仓库、银行钱庄发起冲击，导致整个南昌市区都陷入了空前的混战之中。
当然，此时的南昌局势，毕竟不同于当年的武昌起义，作乱的叛军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蒋介石虽然应付得有些狼狈，但毕竟还有一些可靠的精锐部队在手，外地更有庞大的援军可以作为后盾。只要坚持着顶住了叛军的头几轮冲击。待到各路援军相继抵达，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