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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洋把烟头一扔：“嘿，这帮孙子是哪儿的，敢拍咱们院儿的人？走，过去看看。”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钟跃民的衣领，开口便骂：“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儿的人？”
钟跃民并不示弱，他冷笑一声：“嗬，想碴架是怎么着？找死呢？”他话音没落，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已经呼啸而出，弹簧锁猛地抽在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羊剪绒皮帽被打飞了。
张海洋的同伙们纷纷掏出家伙扑了上来。
街对面的袁军一伙儿见这里风云突变，立刻扔掉手中的香烟，纷纷亮出弹簧锁冲过马路，双方在街头激烈地对打起来。
一个青年捡起半块砖向袁军劈面砸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橱窗玻璃“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
郑桐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刚一交手，眼镜就被对方一拳打飞，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愤怒，便急于报复，忙乱中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狠狠地将半块砖头拍在树上。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张海洋一把抢走拐杖，老人跌了一跤，他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破口大骂，而那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狠狠地敲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断成两截。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上去。
袁军冲进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放消防栓的玻璃门，拿出消防斧冲出门。
张海洋一伙儿见袁军来势凶猛，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这时，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这儿路过，见此情景忙下车制止。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作鸟兽散。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追去……
一部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老式电唱机中飘出了《山楂树》的歌声，钟跃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他半合着眼在欣赏歌曲，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袁军、郑桐等人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他们一见钟跃民头上的纱布，便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说：“跃民，让人花啦？”
钟跃民摸摸脑袋，不在意地说：“没事，蹭破点儿皮，你不看看咱哥们儿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儿都断成两截了，这可是正宗铁布衫功夫。”
“你丫就吹吧。”
袁军笑道：“你丫怎么跑得这么快？哥儿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一找你，连他妈影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钟跃民不爱听了，他回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没瞧见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你说他眼神儿怎么这么好？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袁军说：“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儿几个立马儿一块儿揭发你，就说你是咱这流氓团伙的头儿，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跃民这孙子净教我们使坏，我们属于受蒙蔽。郑桐，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郑桐严肃地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家附和着：“没错，没错，该毙了钟跃民这孙子。”
钟跃民一扭头，见郑桐的眼镜已经裂开了花，想起打架时似乎没见他的身影，便问道：“郑桐，刚才打架时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郑桐有些不好意思：“有个大个子一巴掌把我眼镜打飞了，我当时就怒了，一板砖拍过去，觉着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儿赶紧找眼镜戴上，又拎起板砖照着一个人准备拍，定眼一瞧，我操，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没命地跑了。”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是部里的高级工程师，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不像钟跃民、袁军等人的老爹，都有战争背景。郑天宇是个厌恶暴力的人，郑桐从小受此影响，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这些日子，在钟跃民和袁军等人的怂恿下，郑桐也学会了打架抄砖头。但他天生不是个打架的料，每次打架他只要发现对方比己方人多，总是先没了底气，第一个逃跑。所以，这成了郑桐的短处，被袁军牢牢地捏着，动不动就把此事拎出来嘲笑郑桐，郑桐自己也认为这是件很丢脸的事，谁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偏偏此时袁军又一脸不屑地说：“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个一臭知识分子。”
郑桐拉下脸：“知识分子怎么啦？”
袁军嘿嘿一乐：“酸呗，一身的酸气。”
郑桐立刻反唇相讥：“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在部队扫的盲吧？哥儿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
众人一听，来了情绪，纷纷怂恿郑桐快讲。
“话说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个僻静处去方便，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回来了，你们猜怎么回事？”
钟跃民问：“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啦？”
郑桐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这帮人太缺乏想象力。原来是有一截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掏出‘老二’对着电线就尿，只听‘咣’的一声，袁局长捂着‘老二’蹦了起来，只觉得裆下麻酥酥的，像是被净了身……”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钟跃民从沙发上滚到地上，乐得直不起腰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就麻烦啦，把袁局长的‘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袁军恼羞成怒，他不敢和钟跃民翻脸，却敢惹郑桐，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我花了你丫的。”
郑桐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你敢！”
众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钟跃民正色道：“哥儿几个，咱们聊点正事，我听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卖票。”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这两年的娱乐少得可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别说芭蕾舞，连电影也没演过几部，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
郑桐一听，顿时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我操，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咱们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吧，等到了星期六早上再去买票黄瓜菜都凉了。”
袁军摩拳擦掌地说：“跃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顽主都得来，咱们得多去点儿人，还得带上家伙。”
钟跃民点点头：“我把李奎勇叫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袁军说：“又是那个李奎勇，你找他来也不觉着丢份儿？”
钟跃民有些不悦：“袁军，论打架你差得远了，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出手又快又黑，要说单打独斗，咱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袁军对钟跃民赞赏李奎勇颇不以为然，嘟哝着：“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他能扛住菜刀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钟跃民拉下脸：“怎么着，要不你先跟我练练？”
袁军这才不吭声了。
当年钟跃民随父亲从南京调入北京工作，由于是半途插班，一些专收干部子弟的小学制度较严，无法安插，钟跃民只好暂时被安插到一所普通小学。在那里钟跃民认识了李奎勇，他俩在一个班里上了半个学期课，两人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儿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里打架不要命似的，没人敢惹。那时的钟跃民还不像现在这样胆大包天，对李奎勇的摔跤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钟跃民就转学到了育英学校，不过，他和李奎勇一直保持着来往。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桐竖起大衣领子挡着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探视之前，照例要先接受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训话。王占英在“*”以前是个科长，是部里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干部。此人还算正派，就是观点太激进，他真诚地认为钟跃民等人的父亲罪大恶极，枪毙了他们都不过分。至于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是属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走资派，儿子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流氓。
王主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训诫着：“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的走资派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对他们的挽救。咦？钟跃民，你怎么站着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子成三道弯儿，一条腿还晃着，你摆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给谁看呢？”
钟跃民显得很委屈：“王主任，您冤枉我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一腿长一腿短，就因为这点儿生理缺陷，袁军他们老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地不平’。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成这样又不是我的错误，干吗老欺负我们残疾人……”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王主任，您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我太了解钟跃民啦，他身上那点儿零件都是可长可短。上次在澡堂洗澡，他把两腿一叉，两条胳膊一伸，还问我，猜吧，这是什么字？我说这还用猜？这是‘大’呀。您猜他说什么？他愣说是‘太’字，我说为什么是‘太’呢？他说，你没看见我那儿还有一个点儿呢？我再一看，可不是，他两腿之间还真有个点儿，刚才我没留神，所以我给看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