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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
“‘犯他妈什么照，找抽呢是不是？’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周晓白叹了口气：“真野蛮，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像好斗的公鸡？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得最多的是理想。”
钟跃民心中暗笑，这傻妞儿，这都哪年的皇历了，这年头儿谁还谈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袁军也摆出一副历经世事的样子：“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钟跃民接着说：“当然了，打架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绝了，不看一辈子后悔。”
周晓白点头表示赞同：“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钟跃民一听，眼睛一亮：“你们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吗？”
“你不是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脑袋撞墙。”
“噢，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钟跃民是真喜欢这本书，不过，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书是个最好的借口，有借就有还，这一来二去的，什么事都能办了。他作出兴奋状：“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后一招撒手锏，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紧俏的芭蕾舞票亮出来，这妞儿就算是摆平了。
果然，周晓白兴奋得脸都红了：“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钟跃民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啦，那本书……”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哼，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
郑桐不爱听了：“什么？破票，这票来得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儿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困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个商店门洞里刚眯一会儿，钟跃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钟跃民连忙打岔：“我说时间不多了，还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可真够给我丢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谁是教练，有人说是钟跃民，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谁让我有责任感呢？”
周晓白嘴一撇：“钟跃民，你贫不贫呀，谁稀罕你这破教练？”
袁军匆匆滑过来：“跃民，那边有两拨人碴起来了，是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他们。”
杜卫东是钟跃民的哥们儿，他不能不管，这边已经初战告捷，无须留恋，他抬脚就要走。
周晓白知道他们又要去打架，连忙试图制止：“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会儿回来再教。”
“别去打架，好吗？”
“不行，杜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钟跃民，你要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周晓白赌气地说。
钟跃民只当是废话，这妞儿脑子有病，还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钟跃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没理周晓白，转身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
在京城众多的顽主中，杜卫东算个另类人物，首先他的来路很成问题。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谁家老头儿是哪个山头的，这很重要，这关系到你是什么来路的问题。譬如两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干部子弟，第一次见面要“攀道”，首先就是问问“你爸爸当年是哪部分的”，这一般都是指抗战时期他们的父辈属于哪个部队。干部子弟们把时间的坐标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道理的，因为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到了“*”前，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是年龄较轻，二是级别较低。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其规模已成气候，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干部子弟们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他们“攀道”是有些规矩的，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你要是张嘴就说“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那就是找挨骂呢。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叛军”，被撤销了番号，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下辖若干个军分区。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张嘴就是“你爸是几分区的”，这不是傻逼是什么？由此看来，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军史的基础知识，马上就会露馅，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了。他很执着，不管*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