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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警察显得很有耐心：“你们的票是怎么来的？总不会是自己排队买的吧？”
罗芸和颜悦色地解释：“我们是等退票等来的，那伙人中间好像有两个没来，就把票退给了我们。”
女警察绷着脸道：“你们放老实点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周晓白笑了：“哟，不就是个派出所吗，又不是公安部，吓唬谁呢？”
“一个女孩子，应该自重点儿，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你不脸红吗？”女警察用手里的笔敲着桌子教训着。
罗芸翻了脸：“你说话客气点儿，别张嘴闭嘴的流氓，不然我去你们分局军代表那儿告你。”
男警察连忙打圆场：“如果我们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你们当然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但是你们今天必须说清楚，刚才在剧院打架行凶的人是谁？在哪儿住？”
周晓白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不知道。”
男警察道：“我们公安机关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和刚才打架的那伙流氓是一起的。”
“那么就拿出证据来。”罗芸大声说。
男警察的态度还是很和气：“剧场的工作人员看见你们坐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这就是人证。其实，只要你们说出那伙流氓的姓名、地址，我就马上放你们走，也不会和你们家长说。”
周晓白懒得再解释了：“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些人，想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
女警察合上记录本：“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只好送你们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预审科的同志来问你们吧。”她站起来准备打电话。
周晓白没想到警察会拘留她们，她无奈地使出最后一招：“我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男警察很惊讶：“你爸爸是谁……”
周晓白平时很鄙视干部子女动不动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认为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这一招了。她看出来了，警察们还真不是吓唬她们。周晓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亲的秘书刘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
刘秘书跟随周镇南很多年了，几乎是看着周晓白长大的，以他的办事能力处理这类小事自然是游刃有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吉姆轿车就停在了派出所门前，身穿军装的刘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交谈了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周晓白和罗芸昂着头坐进轿车，派出所所长一个劲儿向刘秘书道歉，殷勤地将他们送出大门。汽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周晓白回头望去，见那几个警察还站在那里。
最使周晓白愤怒的是，她为钟跃民蒙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钟跃民不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而且连面都不露了，这个人似乎失踪了。
钟跃民正忙着呢，小浑蛋和李奎勇在天桥剧场成功地突出重围，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义的色彩。总之，小浑蛋成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京城的“老兵”面子栽大了。钟跃民和张海洋咽不下这口气，他俩分别绞尽脑汁地准备独自收拾小浑蛋。
钟跃民自从上次在玉渊潭公园和李奎勇闹翻后，便把李奎勇也当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哥们儿义气抛在脑后，他多次向张海洋说，再碰见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张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价值，他知道小浑蛋这类人是不会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己的秘密落脚处，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浑蛋的住处，所以，当他得知钟跃民约李奎勇在玉渊潭公园见面时，就预先安排了两个人在附近守候，当钟跃民和李奎勇谈崩了，两人不欢而散时，李奎勇已经被盯上了。
张海洋没费什么事就发现了小浑蛋的藏身之处，按照计划，他和钟跃民该行动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区南横街一带的一个很破烂的院子里，这个大杂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李奎勇一家7口住着两间东房。北京的平房面积很小，这两间房子其实总共只有14平方米，屋子里没地方摆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积用于睡觉，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床上进行的。当然，说床还不太准确，他家根本买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红砖支起的大通铺，全家的换洗衣服都放在几个木箱里，木箱放在铺板上靠墙的一侧，3个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吃饭时用炕桌，他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坐在炕桌前盘腿吃饭，李奎勇是长子，被允许坐在炕桌前，他妈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饭的份儿——李奎勇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李奎勇的父亲李顺发早年从沧州逃荒来到京城，一个逃荒的农民没什么手艺，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因此拉黄包车成了首选的职业。不过一踏进这行再想改行就难了，这种职业的人本来是娶不起老婆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家无隔夜粮。这话绝不是夸张，干这行的人每天的饭食全凭当天挣，一天不干活就非饿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顺发这辈子也就打光棍了，要真是这样，也就轮不上李奎勇来到这个世界上拔份儿了。1949年对于李顺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李顺发1951年回家乡领来个乡下丫头成了亲，1952年就有了李奎勇。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添一个孩子，每增加一个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这似乎是个规律，人越穷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穷，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顺发夫妇一共生了9胎，活下来6个，所以李奎勇有3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顺发不用再拉黄包车了，他参加了三轮车联社，蹬上了平板三轮车。北京人戏称这行为“板儿爷”，大概就是从平板三轮车上的那块木板得的名，三轮车的俗称就叫“板儿车”。李顺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定了56元的工资，当时他还挺知足，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很便宜，一个人养一大家子不算太难。可是后来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教授都吃不饱，何况是李顺发家了，李顺发的身体就是那时垮下来的。蹬板儿车这行需要体力，当时的汽车很少，货运主要靠三轮车，蹬板儿车的人除了要远距离蹬车，还要负责装卸货物，体力消耗极大。困难时期，李顺发一家的日子真有点儿过不下去了，李顺发眼看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简直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紧腰带。等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李顺发的身体也垮了。老天爷一点儿也不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1965年春节刚过，李顺发就撒手西去，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
父亲一死，李奎勇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幸亏是社会主义国家，李顺发的单位按规定承担抚恤金的发放。穷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当家，李奎勇虽然还没有工作，却承担起了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他的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是一言九鼎。
穷人家的孩子在性格上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极其自尊，要么就是极其自卑，李奎勇属于前者。他从小就好勇斗狠，打起架来不要命，他练摔跤、打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只要求平等，要求受到尊重，如果别人不给他平等，他就会用拳头说话。他之所以能和钟跃民成为朋友，就是因为钟跃民能和他平等相处。而现在，他和钟跃民翻了脸，也同样是因为“老兵”这个圈子和他们这些平民子弟的天然对立，既然钟跃民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他和钟跃民的交情就算是走到头了。
这些日子，李奎勇没在家里住，他和小浑蛋住在陶然亭附近的一座简易楼里。这是小浑蛋的一个手下的房子，这种楼房的结构极为简单，造价也很低，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这类楼房一般为3层，每层都有公用厕所和水房，楼道两侧是住户的房间，条件很简陋，这类房子里的住户都是底层的市民。小浑蛋的名声虽响，但这对他的实际生活却帮助不大，出身底层的人彼此之间能够提供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能借你一间房子已经是天大的帮助了。李奎勇和小浑蛋“刷夜”可不像大院里的那些“老兵”那样容易，他们的生存空间实在太狭窄了。从这点上说，他们和“老兵”的角逐简直毫无取胜的可能。
小浑蛋是个负案在身的人，不光“老兵”在找他，公安局也在找他，无论谁找到他，都意味着完蛋。小浑蛋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不大在乎，他每天照样和李奎勇一起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吃佛”。“吃佛”是一句行话，北京的扒手们自称“佛爷”，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倒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他们希望有份儿大的流氓做他们的靠山，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而他们则从偷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进贡给流氓作为回报，流氓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贡品，名曰“吃佛”。
以小浑蛋的名声，自愿向他进贡的“佛爷”自然很多，因此，李奎勇和小浑蛋倒不缺钱花。他们最缺的是秘密落脚点，按照狡兔三窟的原则，他们应该多安排几个藏身之处，以备不时之需，但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做到这点很难。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北京只建了很少的住宅房，而人口倒是增长了若干倍，在底层老百姓看来，房子比老婆还难找。李奎勇和小浑蛋心里都明白，和李援朝相比，他们实在是处于劣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决定偷袭小浑蛋，按钟跃民的计划，时间选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他派几个人去砸李奎勇家的玻璃，他推算李奎勇得知自己家被砸后肯定要回家看看。调开了李奎勇，他们就少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凭他们两个人收拾一个小浑蛋绰绰有余。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和李奎勇还共同回忆起那个夜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