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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坷裉玫奈杼徊季褪窃莼鹕栈俚模谴卧惫馄眉负醴⒘朔瑁言笤诎宓噬嫌闷ご榱�20来下，致使他在床上趴了半个月。
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饭时姚副军长拿出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袁军有些踌躇，他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姚副军长眼一瞪：“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就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19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1942年他替我挨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算扯平。老伙计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进了肚子，三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没多大酒量，三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见他的连长，他兴许就一个耳刮子扇过去了，敢管我？还反了你啦，这不是找捶吗？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到袁军，无理地上下打量着他。
袁军看了他一眼，话就横着出来了：“有病是怎么着，你丫犯什么照？”
新兵也操着北京口音：“你是北京兵？”
“怎么啦？”
“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你丫挤对谁呢？”
袁军傲慢地说：“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我是装司的小明，想起来没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军轻蔑地笑了：“没听说过，你想干吗？有话说，有屁放。”
“咱们还有笔账没算呢，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跑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啦！”
袁军微笑着：“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军的衣领：“走吧，咱可说好了，要是见了血，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军一拧他的手腕：“没问题，牙掉了咽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周晓白那天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两个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周晓白一愣，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袁军吗，这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脱口叫出来：“袁军。”
袁军这时酒正往上涌，五粮液酒的后劲很大，他刚才还没觉得怎样，现在可有点儿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他醉眼蒙眬地说：“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周晓白见他一嘴酒气，心里便明白了。她大声喊：“袁军，我是周晓白，你看清楚了。”
袁军仍然糊涂着：“什么……白？不认识。”
周晓白又好气又好笑，这浑小子是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晃晃袁军的肩膀喊：“钟跃民你总记得吧？”
谢天谢地，袁军总算还没忘了钟跃民，他努力控制住渐渐模糊的思维，从钟跃民那里才想起周晓白：“噢……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那个北京来的新兵不耐烦了：“嗨，你去不去，在这儿扯什么淡？”
周晓白一把拽住袁军对那新兵说：“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个单位的，敢告诉我吗？”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自己找台阶下：“好吧，让他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讨还。”说完便扭头走了。
周晓白不由分说地扯着袁军往医院走，她知道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地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她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在路上，袁军还糊里糊涂地问：“跃民也来啦，他分在哪个单位？”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啦。”
“不对吧，钟跃民能当军长？军长不是李震云吗……你别蒙我……钟跃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周晓白给气乐了：“你可真抬举他，钟跃民也就是当当你们这伙人的政委，在北京闹事还不够，又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那天周晓白把袁军弄到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两个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连周晓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
幸亏是遇见周晓白，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都对他很关注。平时没事，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纪律，连里就要拿他作个典型。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对后门兵的成见所致，因为在他们眼里，参军入伍是件很光荣的事，多少优秀青年争都争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干部子弟却轻而易举地来到部队，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门，这使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层的人，往往有一种强烈要求平等的心态，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军这类后门兵是注定要受人关注的。
袁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后门兵，他是新兵连开始集训后的一个月才自己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来的时候他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开口就要见军长。正巧那天军里的几个首长都不在，是军务处一个姓赵的处长接待他的。赵处长是前几年从军区调来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几个类似的后门兵，使他很烦。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是仅凭一封给军首长的亲笔信就从北京跑来要求当兵，他们才不管部队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续，来了就大模大样地要求见一号或二号首长，谱儿大得很，对此，军长和政委不胜其烦，又实在无法拒绝，便经常把赵处长推出来接待和安排，偏偏这位赵处长是作战参谋出身，没怎么在部队带过兵，和同级干部比起来，他缺少的是军队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且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宽容。他对这种走后门儿当兵的风气极为厌恶，这些干部子弟简直把军队当成了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打算办什么入伍手续。
前些日子赵处长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还客气了一下，问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那两个青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们只想留在军部机关，不想下连队。赵处长忍住气问他们，留在机关做什么，那两个青年想了想说，去通信站吧，那儿还不像连队那样苦，还能学点儿技术，但不能去有线连，因为有线连得经常爬电线杆子，还是无线连好一些。赵处长几乎被气疯了，但他没敢发作，他知道这两个家伙既然敢这么目空一切，就说明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他们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分到了无线连去学电台维修，但他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难受了好几天，还没缓过劲来，袁军又到了。
袁军哪知道赵处长对他这类人的看法，他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北京，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因此当他听说一号、二号首长都不在时，便大模大样地问，“三号、四号、五号在吗？他们中间谁都可以”，其口气之大，使赵处长对他顿生恶感。特别是袁军那天很不合时宜地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
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他听完袁军的自我介绍，便客气地说：“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一愣，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没有入伍手续这个概念，他记得父亲袁北光只给军长李震云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至于接兵的干部怎么办的手续，袁军才犯不上去操心呢。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他要手续，这很使袁军不痛快，他随口道：“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的。”
赵处长不卑不亢地说：“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赵处长显得很有耐心：“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无所谓地耸耸肩膀：“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集训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他话说得很狂妄，但自己竟毫无察觉，这一句话就把赵处长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和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天荒了。不过，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点点头，叫袁军去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他太了解了，一个新兵蛋子本不足为虑，但你闹不清他家老爷子和首长的关系，万一他家老爷子当年曾和首长在一口锅里搅过勺子，或是在战场上救过首长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