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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吧，我保密。”
“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大伙拜郑桐为师，每天给我们讲段历史。”
蒋碧云不相信地问：“郑桐，他能讲历史？不会吧？他除了瞎贫，还能干什么？”
“这是你不了解他，他可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小学习就是尖子，学问大啦，他一给我们讲课，我们就都听傻了。”
蒋碧云笑了：“你就替他吹吧，我就不相信郑桐有什么学问。”
“你要不信，可以去听听，不过这家伙有点深藏不露，不大喜欢卖弄，你要在一旁听，他可能就不讲。这样吧，晚上等我们熄了灯，你可以在门外听听，我们的学习小组都是睡觉前开课，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把我给卖了。”
蒋碧云半信半疑：“好，我去听听，看看这家伙能讲出什么来。”
郑桐挑着水桶从井台上回来。钟跃民把他堵在知青点的院门口：“过来，我有事要和你说。”
郑桐说：“你找我没好事，快说，今天轮到我挑水，还差两趟呢。”
“赶快回去，把咱那本《中国通史》看一章，我那天和你定的计划，今晚开始实行。”
“我操，你还真打算让我冒充老师？我还以为说说就算了，那本《中国通史》我根本没看，讲什么呀？”
“咱们不是聊过‘文景之治’吗？今天就讲西汉，你先回去复习一下，到时候我配合你，总之，我们的问题提得越无知，越显出你有学问。”
“那么我回去看看书，你帮我把水缸挑满。”
钟跃民不情愿地接过水桶骂道：“你小子还真拿起老师架子来啦？我他妈管出主意，还得管挑水？”
蒋碧云听了钟跃民的一番忏悔，实在是弄不清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晚上，她决定去听听郑桐讲课。
蒋碧云悄悄走到男宿舍门外，仔细倾听着里面的谈话。
郑桐的声音很大：“刚才我给你们讲的这段历史叫‘文景之治’，按照史学家的观点，‘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太平盛世，由于皇帝采用了休养生息、减轻徭赋的国策，所以国力迅速强盛……”
钟跃民问：“老师，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郑桐谦虚地说：“别叫我老师，咱们共同探讨问题嘛。”
“老师，大伙不是早商量好了吗，上课的时候必须称老师，咱们既然学文化，就得讲点师道尊严。”
男知青们附和着：“郑老师，你就别谦虚了。”
“谁有知识谁就是老师。”
钟跃民说：“老师，我的问题是，到底是唐朝在先还是汉朝在先？”
“哎呀，钟跃民，你简直太无知了，西汉刘邦建朝在公元前202年，唐朝建朝是公元618年，这中间差着800多年，你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老师，那三国呢，三国总该在汉朝之前吧？刘备姓刘，刘邦也姓刘，他俩是什么关系？刘邦是刘备的儿子吗？”
郑桐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钟跃民呀，你除了会打架、拍婆子还会什么？怎么历史知识这样贫乏？提的问题简直可笑，三国时期是东汉以后，和刘邦建西汉差着将近400年，你怎么整个一文盲的水平？”
钟跃民惭愧地说：“是呀，自从1966年开始，我就再也没看过书，字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更别说历史了，真他妈丢份儿。”
郑桐语重心长地说：“我早就看清这路子了，文化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你们看看钟跃民，小伙子往那儿一站，也算是仪表堂堂吧，可相貌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一脑袋糨糊？说句不好听的，照这么下去，将来连个老婆都找不着，谁要你这个文盲？”
蒋碧云捂住嘴偷偷地笑了，她转身离去。
曹刚是负责对外观察的，他马上报告：“跃民，她走了。”
钟跃民如释重负：“走啦？下课，下课。郑桐，你小子还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啦，还真把我们当文盲啦，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郑桐说：“哥儿几个，我还真讲上瘾了，肚子里的货还没倒空呢，我给你们讲完好不好？”
钟跃民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找个凉快地儿待会儿去，哥儿几个要睡觉了，没工夫听你闲扯淡。”
陕北的农村基本没有时间概念，人们的一切作息都根据天色安排，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子里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晚饭前后，劳作了一天的村民都端着碗走出自家窑洞，三三两两地蹲在一起，一边喝粥一边扯着家长里短。
钟跃民也经常端着碗和村民蹲在一起闲扯，他发现自己和农民之间根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农民们喜欢谈论村里的新闻，在钟跃民看来，这些新闻很乏味，无非是李家的汉子睡了张家的婆姨，王家的两兄弟和一个常家的寡妇明铺暗盖，而那寡妇的孩子长得又像村里一个姓赵的光棍儿。
村民大多是文盲，村里学历最高的是现任会计张金锁，他是高小毕业，几年前是村里民办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村里略识几个字的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学校终于办不下去了，因为村里无力再供养民办教师。一个壮劳力的工分每天才合5分钱，哪养得起闲人，村民坚持认为民办教师是闲人，娃们认识锄把子就行了，认字有什么用？村支书常贵认为，张金锁既然是“知识分子”，就该给他出路，学校不办了，于是让他改行当了会计，这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钟跃民惊讶地发现，在如此贫困恶劣的生存状态下，村民却很少愁眉苦脸，他们始终很乐观，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饮食、男女。在饮食方面，由于他们没见过更好的食品，所以坚持认为酸汤饺子和油泼辣子是天下最鲜美的食品。如果有人提出世上还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那大家会一致认为此人太没见过世面，这驴日的八成是没吃过酸汤饺子，所以才在这儿胡咧咧。
除了谈论吃，余下的话题自然是男女之事了。谈论这类话题时，大家往往很兴奋，气氛也很热烈，真正是畅所欲言，很有民主意味。有一次村里的常守财从县城走亲戚回来，带回一张宣传画，上面是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招手，老人家站在一圈儿类似佛光的光环里，光环下面是一群穿着各种稀奇古怪服装、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他们人手一本红宝书在欢呼着什么，光环上面是一行字：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村民第一次知道了世上还有黑人和白人，这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题目是“白人和黑人交配，生出的娃应该是什么色儿”。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天，最后支书常贵一锤定音：“是黑白花的。”其理论根据是黑猪和白猪交配，生出的猪娃子就是花花的。村民都说，到底是支书，见多识广有学问。
只有前民办教师张金锁嗤之以鼻，他说：“你拿一桶白灰浆和一桶墨汁兑在一起搅匀了，就是那种色儿。”
村民对此半信半疑。有人特地去问郑桐，因为他戴着眼镜，显得很有学问，郑桐却极不负责任地信口蒙人：“脑袋和身子是黑的，手脚是白的。”村民认为这个结论很有道理，因为有一种马就是这样，浑身都是黑的，唯独四个蹄子是雪白的，这叫“四蹄踏雪”。
知青来了以后，村民都对知青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们认为知青们在北京都住在皇上的金銮殿里，每顿饭都吃饺子，钱多得花不完，以致箱子里的钞票都长了毛，还经常劝钟跃民趁农闲时回去看看，顺便把长了毛的票子摊开晒一晒。钟跃民解释说，自己连见也没见过这么多票子，在北京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村民根本不信，反而认为他不实在，是怕人向他借钱。村里唯一出过远门的人是张金锁，他在很多年以前去过省城西安。据他说，省城的人每天吃的不是酸汤饺子就是羊肉泡馍，省城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北京了。钟跃民有口难辩，只好默认了自己有一箱长了毛的票子。
村民的时间表很准，只要天一黑，马上上炕睡觉。村里没有通电，又没几户人买得起煤油点灯，再说点灯也毫无意义，庄稼人不读书看报，点灯干什么？这时的石川村变得静悄悄的，除了几声狗叫，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精力旺盛的汉子们睡不着觉，便和婆姨们没完没了地折腾，不折腾个筋疲力尽不算完。村里的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便是这个原因。很多孩子都是因为父母无聊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知青们也同样点不起油灯，郑桐的手电筒只剩下两节电池了，平时轻易不敢用，天一黑知青们就只好躺在炕上聊天，时间长了，该聊的都聊完了，谁也想不出什么新鲜的话题，大家只好睁着眼睛想心事，经常是两三个小时都没人吭一声。往往到了半夜，某个人起来解手，这时所有人都爬起来了，大家才发现谁也没有睡着。
从白店村回来以后，钟跃民也有了心事，他躺在炕上，两眼直直地望着黑暗中的窑顶。秦岭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简直挥之不去，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女孩子和他之间早晚会发生点儿故事。秦岭的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吸引他，不仅仅因为她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也不仅仅是因为秦岭漂亮的容貌，总之，钟跃民喜欢这个女孩子。
钟跃民对女人的相貌是很挑剔的，他的母亲就很漂亮，难怪他老爹在母亲去世后鳏居多年。钟跃民认为父亲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母亲年轻时的风采把老爹的品位给吊高了。当然，周晓白也很漂亮，要不是因为她漂亮，钟跃民才懒得在冰场上向她献殷勤。平心而论，那不过是钟跃民的一种虚荣心，因为在冰场上带个漂亮的女朋友还是挺露脸的，可要是正经八百地谈恋爱，就有点儿可笑了，钟跃民还没玩够呢，他可不想让哪个妞儿把自己拴住。老人家说得好，世界上怕就怕“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