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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郑桐到单位报到后，人事部门按惯例告诉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郑桐打算利用这段假期和蒋碧云好好亲热一下，这几年两人离多聚少，又不在一个学校，很难有时间在一起。郑桐觉得实在难熬，他曾和钟跃民通过长途电话，郑桐在电话里发牢骚，说自己简直成了和尚，过着晨钟暮鼓、清心寡欲的生活。电话那边的钟跃民一听就火了：“你还是和尚，那我他妈成什么啦？我他妈的快变成中性人了，军营里连母猪都看不见，就别提女人了。孙子，你知足吧。”
郑桐告诉妹妹：“咱们都对对表，现在是上午9点，从现在起，直到22点之前，家里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许回来，听见没有？”
妹妹郑岚挖苦道：“哥，我看你眼里都发绿光了，就像一只饿了很久的老狼一样。”
郑桐坦然道：“没错，你哥我饿了十几年了，眼睛当然绿了。”
郑桐为今天的幽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到底也没能如愿。蒋碧云打来电话：“郑桐，有兴趣看看画展吗？”
“那要看看是什么级别的画展，要是年画、剪纸什么的就算了。”
“告诉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法国罗浮宫藏画展，再有两天就结束了，你去不去？”
“去！”郑桐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本来我打算今天和你好好亲热一下，没想到赶上了罗浮宫的藏画展。罢了，罢了，还是去看画展吧，那种事以后还可以补，要是错过了罗浮宫的藏画展，可是没地方补去。”
罗浮宫的藏画展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在美术馆，而是办在北京展览馆，看画展的人在售票窗口前排成长队。郑桐和蒋碧云到的时候，长队排出足有500米，两人排上队以后，郑桐就想起了1968年他们排队买芭蕾舞票的往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郑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展览厅里人很多，看来都是些比较懂行的人，他们知道罗浮宫藏画的艺术价值，也知道机会难得，也许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毕竟能去巴黎参观罗浮宫的人不多。郑桐和蒋碧云看得很仔细，郑桐看着看着竟骂起人来，他认为罗浮宫的管理机构在糊弄中国老百姓，最有名的画都没拿来，只展出了一些二三类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蒙娜丽莎》居然是复制品，还展出了一座米开朗琪罗《大卫》的复制品雕塑，说是复制品都高抬它，原作是用花岗石雕成的，你哪怕是用花岗石照原样再雕一个，也让咱没话说，可这件复制品竟然是用石膏浇铸的。郑桐大为恼火，这座雕塑的真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广场上竖着呢，又不是你罗浮宫的藏品，你跑到这儿充什么大尾巴鹰？你哪怕是把路易十六的马桶拎来，只要是真迹，也好歹是个文物，有这么糊弄人的吗？
这次画展中，只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画，是不是真迹不好说，但至少没有标明是复制品。画面上的马拉赤身躺在浴盆里，鲜血从创口中涌出，已经死去的马拉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几个年轻人站在油画前评头论足，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于是郑桐和蒋碧云也成了他的学生，两人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听这位老师讲解。
“我认为画面上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马拉真实的相貌创作的，因为大卫和马拉是同时代的人。大卫生于1748年，到1793年马拉遇刺时已经45岁了。注意，他只比马拉小5岁，而马拉当时是巴黎的名人，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巴黎的市民几乎都见过他，画家大卫显然也熟悉马拉的相貌，也幸亏是大卫把他画下来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马拉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嘛。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皇家学院院士，早期作品还带有洛可可风格，后来转为古典主义，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崇高的悲剧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现了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义特征，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话作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刺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