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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白和袁军结婚好几年了，就因为两人的工作性质，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袁军一直想要个孩子，周晓白却对生孩子毫无兴趣，她是医生，平时在医院里见了太多的大肚子产妇，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她认为，一个女人要是打算生育，首先应该是出于一种感情需要，别的都是次要问题。中国的人口够多的了，自己就别再跟着添乱了，除非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她才愿意有个爱情的结晶。
周晓白知道袁军对自己的感情，也承认像袁军这样的男人已经很难得了，但是要让周晓白投入全部的感情去爱他，恐怕一时还做不到。不为别的，只因为钟跃民那个浑蛋，她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和钟跃民走到一起，可她骗不了自己的感情，即使是在和袁军*的时候，她脑子里想的也是钟跃民。
袁军真是个好男人，对周晓白的想法他心里很清楚，但他仍然很宽容，从来不表现出任何醋意。周晓白相信，要是有一天她又爱上了别人，袁军会很痛快地和她离婚，并祝她幸福。对这样的男人，周晓白倒不忍心伤害他了。
周晓白在和几个医生一起给病人会诊时接到高玥的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默默地想了很久，觉得该找钟跃民谈谈。她有些踌躇，钟跃民这个人可不是能听人劝的，闹不好再引起他的反感就得不偿失了。这家伙可真是够呛，他大概是想把自己当兵那十几年清心寡欲的日子给找补回来。作为医生，她很理解钟跃民对女人的渴望，可是这家伙有点儿过分了，他以为自己是谁，是西门庆？周晓白笑着摇摇头，这号男人，要是当年真嫁给了他，也够自己操心的……
钟跃民接到周晓白的电话时，正在参加一个酒会，周晓白冷冷地通知他晚上到自己家来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钟跃民正在兴头上，对周晓白的冷淡浑然不觉，他答应酒会结束后去周晓白家。
今天的酒会是日本三浦株式会社举办的，这家日本公司是经营通信器材的，总部设在名古屋，是较早进入中国的日资企业。据钟跃民猜测，三浦株式会社里肯定有了解中国现状的高级管理人员，因为这家公司进入中国后，先不忙着做生意，而是四处拉关系，大把地花钱，给人一个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举办没完没了的宴会、酒会和舞会的印象。在此之前，钟跃民已经两次收到这家公司的请柬，因为应酬实在太多，他一直没有去。这次酒会他本来也不想来，但李援朝认为他应该来探探虚实，因为通过查询，李援朝发现这家公司的实力并不雄厚，而且成立时间也不长。从资料上看，三浦株式会社创办于1979年，和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的政策几乎同步，这家公司的总裁叫武原正树，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这家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建立了办事处，如今这些办事处已经开办1年多了，除了花钱，还没有从中国赚走过一分钱。李援朝需要搞清楚，这个三浦株式会社进入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日本人绝不会是来搞慈善事业的。
李援朝、钟跃民和大部分干部子弟一样，对日本人有着天生的反感，因为他们的父辈曾在战场上和日本人结下死仇，这种仇恨不是时间能够冲淡的。在李援朝和钟跃民的印象里，日本人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是个不按规则出牌的民族，跟他们打交道用不着客气，反正是商场如战场，看谁能把对方算计了。
酒会的气氛很轻松，男士们都身穿深色西服、端着高脚杯在温文尔雅地交谈，女士们身穿袒肩露背的黑色晚礼服穿插在人群中，乐台上的小乐队演奏着施特劳斯的《南国玫瑰圆舞曲》，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用托盘把斟满香槟的酒杯送到每个人的面前。
钟跃民端着酒杯和几位日本女人交谈着，这几个女人虽然打扮得珠光宝气，但相貌平平。钟跃民通过日语翻译拼命恭维女人们长得漂亮，他认为女人越是长得差就越需要鼓励，要让她们有自信心，不然她们就很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女人们在钟跃民的吹捧下都显得容光焕发，喜形于色。
一个身穿藏青色西服的中年日本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对翻译说了几句日语。翻译对钟跃民说：“这位是三浦株式会社的总裁武原正树先生，武原先生想和您认识一下。”
武原正树向钟跃民深深地鞠了一躬，钟跃民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总裁先生，我失礼了，还没来得及向您这位东道主致谢呢……总裁先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您以前来过中国吗？”
武原正树又鞠了一躬，他转身向翻译说了几句日语。
翻译说：“武原正树先生希望和您单独谈谈。”
钟跃民表示乐意奉陪。他和武原正树来到大厅的一角，两人坐下。
武原正树凝视着钟跃民，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突然说出一串纯正的北京话：“钟跃民，你仔细瞧瞧，我是谁？”
钟跃民先是一愣，随即便放声大笑：“杜卫东，你他妈还活着？”
此时的武原正树已经变成了当年的杜卫东，他笑道：“跃民，我刚才盯你半天了，看你在恭维女人，够肉麻的。你就不怕人家看出来，你在拿那些傻女人寻开心？这可容易引起外交纠纷。”
钟跃民哼了一声：“我刚才没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够客气的了。”
“这么多年没见，你倒成了个民族主义者。”
“你难道不是吗？”
“你忘啦，我可是个国际主义者，我的偶像是白求恩同志。”
“别扯淡了，你那会儿是中了邪，正抽风呢。你回国后我们还谈论过你，大家一致认为，杜卫东这小子回国以后很可能会加入黑社会组织，你们日本的黑帮团伙不是都叫这个‘组’那个‘组’吗，你是什么‘组’的？”
“我回国后读了两年预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一直在别人的公司里当管理人员，后来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总的来说，这些年我过得很平淡，上学、拿学位、工作、娶妻生子，就是这样。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们，中国前些年虽说乱糟糟的，你们也失去了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可你们活得不平庸，前半生都有些精彩的故事。作为中年男人，没有什么东西比丰富的阅历更重要了。你和李援朝都是从军队出来直接进入商界的，能经营这么大的公司是很不简单的……”武原正树突然停住了，他发现钟跃民正用嘲弄的眼光注视自己，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说呀，你继续说下去。杜卫东先生，关于我和李援朝你还知道些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军队的背景？关于正荣集团你还知道些什么？据我所知，搜集情报是你们日本人的长项，我父亲对我说过，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军的测绘部门早已经绘制出各种比例的中国地图，连某个村子的水井都标得清清楚楚，我倒是很佩服这种办事认真的态度。杜卫东，噢，武原正树先生，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和你的三浦株式会社到底想要干什么？”
“跃民，你们中国人就是这点不好，太敏感了，好吧，咱们索性直来直去。首先我要声明，我的公司进入中国完全是为了开拓市场，说得俗一点是为了利润，除此之外，绝无其他目的，我是商人，不是间谍……”
“我倒也没拿你当间谍，你干不了这个活儿，尽管你已经拿到博士学位。譬如刚才，我还没来得及套你，你自己就说漏了嘴。看来你对正荣集团的背景，对李援朝和我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在决定和我见面时，你的计划已经形成，还装出一副偶然相遇的样子，武原正树先生，你不该低估别人的智力。”
“跃民，你不愧是情报军官出身，对人的戒备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反应很迅速。坦率地说，你这家伙挺难斗的。我早就发现，当年北京那些成名的顽主尽管无法无天，可是他们身上具有一种能成就大事的潜质，具体表现就是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善用逆向思维，很少按游戏规则行事。这是干部子弟比起其他阶层的子弟生来拥有一定的特权所致。所以，当我决定进入中国发展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这几乎不用调查，凭想象就能猜到，在一个国家经济发生转轨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商机，你们这些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况且你们干部子弟还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在中国无论有什么好事，你们总能得风气之先。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会出现很多漏洞，谁能抓住机会谁就会成功。你知道，在一个成熟的、一切按规则行事的商业社会里，一个人想迅速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漏洞全部堵死了，就算偶尔出现个漏洞，立法机构也会迅速作出反应，随时制定出新的法律填补法律上的空白点，我们日本和一切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对我个人来讲，只有到中国来发展才有希望，这是我来的主要原因。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向你说明，我的确对正荣集团、对你和李援朝的背景作过调查，我也认为这没什么不妥，在现代商业运作中，搜集商业对手或合作者的背景资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没什么恶意，只是一种必要的谨慎。我想你应该理解。”
钟跃民微笑地注视着武原正树：“那么你对调查得出什么结论呢？”
“正荣集团是个国有大公司，实力雄厚，这是明摆着的事，我看中的是正荣集团背后的东西。我太了解中国了，在中国无论做什么，人事关系都是第一位的，很多外商不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很难做成什么事。跃民，明说吧，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广泛的合作，具体方式我们可以慢慢谈，关键是双方都要有利可图，形成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