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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敢这么揍过他。
假装睡着的老白毛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观察着钟跃民的举动。钟跃民在水龙头那里洗了把脸，又爬回自己的铺位。老白毛悄悄伸出手碰碰他，钟跃民看着他。老白毛向他伸出大拇指，钟跃民轻轻拍拍老白毛的手背，表示谢意。
老白毛把嘴伸到钟跃民耳边说：“小伙子，没事儿吧？”
钟跃民小声说：“没事儿，皮肉伤，胃里有点儿出血，没关系，我本来有胃溃疡的毛病。谢谢你，老先生。”
“小伙子，忍了吧，这些人心毒手狠，别跟他们顶，不然会吃亏的。”
钟跃民点点头：“我知道，老先生，您睡吧。”
不远处的迟宝强翻了个身，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注视着他们。
钟跃民被捕的消息在朋友们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最着急的当然还是周晓白，她特地请了几天假，托了她能想到的一切关系。她所在的内科有个刚从军医大分配来的女医生，这姑娘的男朋友是检察院的检察官，周晓白从这位检察官嘴里了解了钟跃民的案情。检察官认为，钟跃民的案子很简单，关键就是那50万元公款，如果能还上，他至多是个免予起诉的问题。周晓白听了检察官的分析，心里略微踏实了些，钟跃民没有别的问题，只是钱的事情，这使她颇感欣慰。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这50万元可不是小数，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
周晓白把郑桐夫妇和张海洋都约到自己家，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能凑多少钱，谁知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穷光蛋，大家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人，基本上是挣多少花多少。
袁军这时才想起自家的存折，他一边在抽屉里胡乱翻着，一边问周晓白：“咱们还有多少钱？”
周晓白没好气地回答：“你才想起来？咱们的存款连1万元都不到。”
郑桐叹气道：“我们也是，真是穷到一块儿去了。我算了一下，咱们的朋友里就没一个有钱的。”
袁军丧气地说：“唉，想得头疼，真想不出办法。”
周晓白说：“那也得想，跃民还在里面呢，也不知受了什么罪。”
袁军发火道：“你唠叨什么，就会埋怨，你倒想个办法呀？”
周晓白站起来：“你冲我嚷嚷什么，谁让你是男的呢？”
“男的怎么啦，男的就该倒霉？哼，跃民就是瞎了眼，栽到一个女人手里。”
“袁军，你给我说清楚，少在这儿含沙射影，事情是宁伟引起的，不是女人。再说了，我又不是那个何眉，你冲我发什么火？”
“我不跟你说，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呢，袁军，你今天总算露出真实嘴脸来了，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早说呀，不想过了就给我滚。”
郑桐息事宁人地劝道：“行啦，行啦，都少说几句。袁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晓白是个女人，你怎么能当着女人的面指桑骂槐地说女人不好？你犯不上跟女人一般见识嘛。晓白，我也得说你几句，两口子过日子吵几句嘴是正常的，不能动不动就让男人滚，真滚了你怎么办？那不就守寡了吗。”
周晓白心里正有气，她一听有人教训自己，立刻就火了，于是怒火便向郑桐倾泻过去：“我们俩吵架关你什么事？我乐意守寡，你管得着吗？我告诉你，少在我这儿指手画脚，你先把自己的老婆管好再说。”
蒋碧云不爱听了：“哎，晓白，你怎么把我也捎上啦？什么叫‘把自己的老婆管好再说’，我怎么啦，偷人了是怎么着？”
袁军也无名火起：“郑桐，我最烦你这种人，要主意没有，就会火上浇油，有能耐你想出个好办法来，要不怎么说你是臭知识分子呢。”
郑桐也来了气：“嘿，怎么都冲我来啦，我说什么啦？袁军，咱们可是商量正事儿呢，你不能一不高兴就搞人身攻击，恶意诽谤，什么叫臭知识分子？我看你是‘*’的残渣余孽，都到现在了还使用‘*’语言，我要说你是臭当兵的你干吗？”
周晓白立刻作出反应：“郑桐，你说谁呢？我也是当兵的……”
张海洋听不下去了：“哎哟，我说哥们儿、姐们儿，咱们不是在商量钟跃民的事吗，怎么自己干起来了，咱们说正事行不行？我认为咱们现在凑钱不太现实，得想点儿别的办法，比如，咱们能不能想法抓住锤子那个骗子。”
郑桐说：“这可是你们公安局的事，我们能抓得着？”
周晓白这才想起张海洋的警察身份：“对了，我才想起来，你是警察，跃民不是被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吗，你明天带我们看看他去，我给他送点儿吃的……”
张海洋苦笑道：“跃民的案子是检察院办的，跟我们公安局没关系，我们属于代押。再说了，也不是我想见就能见的。我现在能做的，是利用一切眼线关系寻找锤子。根据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分析，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特别是有了钱以后，他肯定要光顾高档消费场所和娱乐场所，要是能抓住他，跃民的事情就好办一些。”
郑桐问：“那个宁伟怎么样了？”
张海洋说：“还在满街找锤子，我见过他一次，他一声不吭。这家伙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认死理，不是能听人劝的人，我担心他要惹事，想找他谈谈，可是好几天都找不到他。”
秦岭和李楚良是在一次音乐会结束时认识的。秦岭那时还在黄河歌舞团当独唱演员，她离婚还不到一年，已经被团长张玉喜骚扰得快要发疯了。她的处境团里很多人都知道，不过大家认为，当领导的总该有些特权，况且一个漂亮的女演员也该有棵大树靠着，都是文艺圈子里的人，有些绯闻是正常的。
李楚良的祖籍是陕北绥德，他的父亲李义德早年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部，1949年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议的身份随撤离大陆的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后来因“孙立人案”受牵连，他辞去军职赴新加坡定居。到了李楚良大学毕业子承父业时，李义德已经是身价过亿的东南亚富商了，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李楚良博士，顺理成章地经营起庞大的家族企业。
5年前，李楚良回大陆考察投资项目，考察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被邀请观看了一个当地政府主办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专门为回来考察投资的陕西籍海外华人举办的，目的是招商引资，因此这场音乐会充满了乡土风情，除了几段秦腔清唱外，整场演出几乎都是陕北民歌。那天秦岭演唱的是那首著名的《兰花花》，她唱得很投入，第一段还没唱完，李楚良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歌，他是从小听着这首民歌长大的，他记得父亲去世前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听这首歌，每次都听得老泪纵横，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情使老人至死都对黄土地魂牵梦萦……
李楚良虽然出生在海外，但他家族中的那种对黄土地的思念之情对他影响至深，秦岭的歌声着实打动了他，他擦着眼泪关照随行人员去买鲜花。当时的西安鲜花还属于奢侈品，他的手下人跑遍大半个西安城，在音乐会结束之前才花高价买来了一批鲜花，制成了一个两米高的巨大花篮，李楚良亲自带人将花篮送到了后台。此举惊动了后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连秦岭都被震惊了。她从艺时间不短了，还从来没有人给她献过花，这巨大的花篮超出了她的想象，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李楚良出手阔绰，而是感到他对民歌艺术的尊重和理解。当李楚良问秦岭能否赏光一起吃饭时，秦岭本想拒绝，但她看到李楚良眼泪汪汪期盼的样子，在这一瞬间，秦岭竟被深深地感动了，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是秦岭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的两个月，两人的关系急速发展，为此李楚良把公司的一切事务都抛在脑后，他被秦岭迷住了，他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秦岭，如果秦岭不答应，他就决不离开西安。
在秦岭的眼中，李楚良也的确是个很优秀的男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谈吐都显出一种儒雅的风度。他是西方上流社会教育的典型产物，对音乐和艺术有着极高的鉴赏力，也很会享受生活，对美食、服装、游历和各种上流社会运动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此外，他还是个成功的商人，这种男人简直无可挑剔。像李楚良这种集多种优势于一身的男人，是很难不使女人动心的，秦岭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像李楚良这样的男人，好比多种优势集于一身的优良品种，你很难把其中一点从他身上分离出来，若是这样，他就不是李楚良了，是智慧、品位、阅历和财富共同造就了李楚良，而俗人只会关注他的财富，因此秦岭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心灵深处是否也有某种对财富的渴望。
总之，秦岭毅然走出了这一步，她成了李楚良的情人。李楚良是个有家室的人，他没有向秦岭隐瞒，只是向她征求意见，而秦岭对婚姻也并无要求，她不是个传统型的女人，喜欢自由的生活，如果李楚良执意要和她结婚，她也许倒要考虑考虑，她愿意和李楚良保持情人状态。多年来，秦岭对自己身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生存状态早已感到厌恶，她无法摆脱那些权势者人为的控制，她的命运总是操纵在别人手里，就凭这一点，她也要反抗一下，那些想控制她的人，无非是靠着掌握档案关系和人事制度的权力，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抛弃的话，这些权力也就失了作用。秦岭干脆辞了职，回到了北京。
在生活中，秦岭向来主张顺其自然，李楚良曾开玩笑地问她：“我不在你身边时，你还会有其他的情人吗？”
秦岭回答：“我不敢保证没有，这取决于我的运气，如果我遇到一个很出色的男人，我想我不会拒绝的。”
李楚良自信地说：“那我对你可以放心了，因为我相信你对男人的鉴赏力，比我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