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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是，艺术品本来就是无价的，卖主儿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过……陈老板，凭你我的交情，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想转让这幅《兰竹图》，请第一个通知我。”
“这是自然，您放心，我的罗大教授……”陈掌柜忙不迭地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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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鹰被捕获后，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驯，野鹰便被驯服，可以按主人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鹰绝不染指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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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侗（1877—1950），字后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父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过继于道光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总理大臣。自幼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精于治印，酷爱剧艺，特别对昆曲、京剧更为爱好。爱新觉罗·溥侗为民国时期名流，世人尊称“侗五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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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槌”为北方方言，意为容易受骗的人，或叫“冤大头”。
第三章（）
文三儿没想到上次在酒馆里挨打居然打出了这么多好处，从那天起，陈掌柜用车的次数明显减少，每天除了去“聚宝阁”打个来回，其余时间文三儿爱去哪儿去哪儿，从不多问。连平时一贯和文三儿作对的老侯也从那天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老侯见着文三儿脸上就堆满了笑容，一再向文三儿表示，有什么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尽管言语，千万别客气，咱哥俩儿谁跟谁？
连做饭的张寡妇都对文三儿露出了笑脸，有一次吃肉包子，文三儿外出没赶回来，张寡妇还特地给文三儿留了几个。有一次文三儿见左右无人，便大着胆子在张寡妇的手上捏了一把，张寡妇硬是红着脸没吭声，文三儿感到很是欢欣鼓舞，这事儿要搁在过去，这小娘们儿早寻死觅活地闹将起来。
这天早上文三儿刚把陈掌柜拉到“聚宝阁”，还没来得及走，就见两个人从一辆汽车上下来跟着陈掌柜进了店门。走在前边的那位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系花领带，分头油亮，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后面的那位身材粗壮，留着寸头，短短的头发茬子像钢针一样竖起，他穿着黑色的日本和服，脚上蹬着木屐，还没说话眼珠子就瞪起来，显得很蛮横。
陈掌柜一看就明白了，穿和服的是日本人，穿西服的是翻译，一大早儿就来堵门儿，看来今儿个店里该开张了。近来城里的日本侨民越来越多，净是些开洋行的商人，听说是通州以东二十多个县都成立了什么“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蒋委员长的号令管不到那儿，由一个叫殷汝耕的人管着，这姓殷的也就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他的顶头上司还是日本人。难怪街上的日本洋行越开越多，那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日本货又漂亮又便宜，一时把国货挤对得够呛，燕京大学的一群学生在街上宣传抵制日货，还喊口号，说是“华北危机，日本人已经到了大门口”。
陈掌柜可不管这些，日本人爱来不来，那是政府的事儿，他管不着，他是生意人，谁来了他都照样做生意。陈掌柜对外国人没有恶感，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他们都是陈掌柜的顾客，换句话说，这些洋人有钱，也好蒙，真货假货全靠你一张嘴，你先给他讲段儿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掌故，再拿出一件青铜器，愣告诉他这是商纣王当年存点心用的家伙，算起来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洋人听了这些没几个不被说晕的。总的来说，古玩这行，外国人比中国人好蒙，没有这些洋人，琉璃厂的一半铺子都得关张。当然，洋人里也有少数懂行的，碰上这种洋人可就不能连蒙带唬了。
陈掌柜习惯性地向客人哈哈腰，自来熟地打招呼：“您二位来啦，想看点儿什么？”
穿西服的翻译说：“我是日本笠原商社的翻译张金泉，介绍一下，这位是佐藤英夫先生，笠原商社的总经理，今天来贵店是想看看字画。”
“噢，佐藤先生喜欢字画？那您算是找对人啦，小店还真有几幅好画儿，就是价钱高点儿……”
张金泉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陈掌柜，你不用兜圈子，明说吧，我们就是为那幅《兰竹图》来的，佐藤先生对别的没兴趣。”
“哎哟，这您二位都知道？”
“琉璃厂谁不知道？陈掌柜，佐藤先生很忙，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我们希望能尽快见到这幅画。”
陈掌柜不敢怠慢，连忙到后面的保险柜里取出《兰竹图》，当着客人的面展开画轴……
佐藤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大镜，眯起眼睛在画面上一寸一寸地检视，嘴里还叽里咕噜地用日语和翻译说着什么。
陈掌柜在一旁*地用鸡毛掸子拂去桌上的浮尘，他心里明白，这个日本人是个行家，对行家最好少说话，他既然大早上就来堵门儿，说明这位佐藤对《兰竹图》志在必得，有这么个迫不及待的买主儿，陈掌柜大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此时需要盘算的倒是价格，本来他为《兰竹图》定出的价格是一千五百元至两千元，能以这种价格卖出已经是创纪录了。但自从这位佐藤进了门，陈掌柜就改变了主意，三千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卖。至于他答应罗教授的事儿，这会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生意人毕竟是生意人。
“陈掌柜，佐藤先生说，这幅画他要了，请您开价。”翻译说。
陈掌柜伸出三个指头，干脆地说：“一口价儿，三千元，否则免谈。”
佐藤和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不高兴地对陈掌柜说：“佐藤先生认为，您开的价格毫无诚意，据佐藤先生所知，贵国明末清初的画家中，像仇英、徐渭、文震亨等名家的作品不过是两千至三千元，而马湘兰的画无论如何不能比同时代的名家之作还要贵，请陈掌柜解释。”
陈掌柜不慌不忙地回答：“此话不假，佐藤先生不愧是行家，陈某佩服，但佐藤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画并不是马湘兰个人的作品，而是和王稚登合作完成的，王稚登的名气想必佐藤先生是知道的，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恋情在明末清初被传为佳话，影响甚广，此画的价值就在这里。另外，还有件事不足为外人道，这幅画我本是不想出手的，因为燕京大学的罗云轩教授再三恳请，愿出三千元买下此画，只是罗教授一时凑不起这么多钱，希望我为他保留一个月时间，鄙人和罗教授是多年的朋友了，所以……”
佐藤点了点头，突然说出一口纯正的中国话：“陈掌柜，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那位罗云轩教授我听说过，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很尊敬这位罗教授，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和他认识，但是贵国有一句话叫‘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既然罗教授一时还凑不起钱，那么这幅画就应该卖给出得起钱的人，陈掌柜，你我可以成交了，我出三千元。”
“佐藤先生，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罗教授那里我没法交代呀……”
那翻译有些不耐烦了：“行啦，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佐藤先生会打发人来送钱，这就算成交了，不过佐藤先生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这幅画有些残破，需要请高手修补一下，请你三天以后把修补好的画送到煤市街笠原商社去。”
陈掌柜极力压住心头的狂喜，一口应承下来。这幅画以五十元购进，转手就翻了几十倍，如今这年头儿做什么生意能有如此之暴利？真应了古玩行那句行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文三儿受陈掌柜指派，到朱茅胡同去接“裱糊王”于庆同。这个于庆同也是琉璃厂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己不开铺子，也不受雇于任何铺子，谁要是裱画得上门去请，还得看他高兴不高兴，若是不高兴，给多少钱也不干。这位爷有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上午十点才起床，这时请他去揭裱字画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其实裱画是于庆同的副业，他真正的本事是修补古画，就凭这手绝活儿，于庆同在琉璃厂成了爷，他的工钱比同行要高出三倍，就这样，还不见得能请到他。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蛳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条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逸事、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