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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曹的食指慢慢扣紧了扳机，王有成吓得不停地向军曹鞠躬：“太君，太君，他是刚来的，不懂事，您高抬贵手，饶了他吧……”
方景林火了：“王有成，你给我滚开，你他妈还是个爷们儿吗？”
两个日本宪兵对方景林的强硬大感意外，他们低声嘀咕了几句，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军曹放下了手枪……站在墙根儿的文三儿感到一阵狂喜，这回有救啦，老天爷有眼啊，哪至于为这点儿小事就给毙了？
军曹将手枪放回枪套，盯着方景林说：“警官，如果你同意我的要求，我可以不枪毙这两个浑蛋。我的要求是，你要为冒犯皇军付出代价，我们每人抽你两个耳光如何？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们不会勉强，但这两个人一定会被枪毙。”
方景林点点头说：“如果这能打消你们杀人的念头，我当然可以同意，动手吧。”
军曹嘿嘿笑了起来，他脱下白手套，用手掌在方景林眼前侮辱性地晃动了一下，突然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方景林长这么大还没挨过揍，只觉得两眼冒金星，面颊火辣辣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向军曹扑过去。他努力镇定下来，用手指着一等兵傲慢地说：“你，再来！”
“啪！啪！”又是两个耳光扇在方景林的脸上，他的面颊红肿起来。方景林狠狠地咬住嘴唇，竟然把嘴唇咬破，一缕鲜血从嘴角上流下来，滴落在衣领上……这种侮辱真比死还难受。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两个日本宪兵认为，尽管文三儿和那来顺可以活下去了，但不能不受到惩罚，于是一人对一个，照着文三儿和那来顺的脸上左右开弓扇起耳光来，此时两个人的脸上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这两个日本宪兵虽说个子不高，但长得粗壮敦实，体力充沛，每一掌都带着极大的爆发力，文三儿一开始还能记住数儿，后来就糊涂了，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耳光……
文三儿记不得日本人是什么时候走的，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却觉得脸上有些异样，眼睛无论怎样努力也睁不开了，他用手指扒开肿胀的眼皮朝天上望了一眼，发现天还是这样蓝，阳光还是这样明亮，文三儿明白了，他终于可以活下来了，和生命相比，刚才那顿暴打不过是小菜一碟。对了，要不是方警官拦着，自己这会儿八成是早过了奈何桥啦。方警官，恩人哪，我得给他磕头谢恩，方警官呢？他在哪儿？文三儿又一次扒开眼皮寻找方景林……
他发现方景林早走了。
文三儿忘不了这一天，他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刚才挨揍当然算一件，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也多亏了那个方警官。平时洋车夫们最恨警察，背地里管他们叫“臭脚巡”，却没想到“臭脚巡”里也有好人，刚才若不是那位方警官替他们挨打，文三儿和那来顺非让日本人毙了不可，他们杀个中国人就像捻死个蚂蚁一样。
在文三儿挨打后的半个小时里，离前门箭楼不远的廊房头条发生了一件血案，在这场血案中有两个人丧命，其中一个死者是刚才扇文三儿耳光的日本宪兵。另一个死者是个中国人，关于他的死是谁也没想到的，连文三儿听说后都大吃一惊，他竟然是老实得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二顺子。
二顺子是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人，他从小到大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小时候连胡同里的丫头片子都敢欺负他，二顺子受了欺负只有蹲在墙根儿下捂着脸哭的份儿，就是打死他也不敢还手，是远近公认的软货。就这么个人，居然干出了惊天的大事。
二顺子以卖烤白薯为生，他有辆经过改装的手推车，车上放个油桶做的煤火炉，炉上架着铁丝网，把白薯列于网上烘烤至烂熟，那股焦甜香的味道能飘出很远，北平的老百姓喜欢这种食品。
自从北平实行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抓了瞎。白薯无疑属于粮食类，当然也被列于禁止私自买卖之列，违者就算是“经济犯罪”。二顺子他爹死得早，他十四岁就干起了烤白薯的营生，家里的老娘和妹妹都靠他养活，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的，这种混账禁令明明是要断了二顺子的生路。
二顺子是那种认死理的人，北平人管这叫“轴”。他不识字，眼界和见识都很狭窄，只晓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对门外发生的任何事都没兴趣。就连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仗这么大的事儿，二顺子也是稀里糊涂，他只是模模糊糊听街坊们说过，根本没往心里去，打仗就打呗，关他什么事？二顺子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和民族。自从日本人发布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也明白了再这么大呼小叫地卖烤白薯会捅娄子，至于会捅多大娄子，二顺子却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他认为如果继续干下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大不了挨几个嘴巴，还能把人拉到菜市口砍脑袋？为这点儿小事值当吗？烤白薯当然还得卖，不卖他一家三口吃什么？
二顺子的三姨早年嫁到门头沟一带的山里，多年来一直走动得很勤，那里现在还比较太平，听说是共产党在那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除了例行公事的扫荡，平时不大敢越过卢沟桥、永定河一线。二顺子的货源都是取自于门头沟的三姨家，关键是如何把白薯弄进城里，这是种技术性较强的操作。西直门、阜成门的城门有日本兵站岗，通常是两个日本兵带两个伪军上岗，他们可以随便检查过往行人，尤其是挎篮子和背口袋的行人，目的是抓捕私运粮食的人，不少夹带粮食的人都在那里翻了船。被抓进宪兵队，其结果是不死也得脱层皮。
别看二顺子平时胆小，一旦关系到他的生计问题时，胆儿就大得出奇，他去门头沟运白薯时，都是昼伏夜出，专走小路，到了城外先找个僻静地方把白薯埋藏起来，然后往怀里揣几个通过岗哨，就这么来回倒腾，有时要跑个二三十趟才能把货全部运回家。二顺子的运气还算不错，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出过事。
然而幸运不可能永远伴随二顺子，今天就出了大事。
那两个日本宪兵把文三儿和那来顺暴打了一顿，已经打得有些累了，便把那个中国警察打发回巡警房交差，他们两人穿过前门牌楼，沿着前门大街向南走去。该着二顺子倒霉，他卖烤白薯的地方就在廊房头条的东口，正处于日本宪兵巡视的路线上。
二顺子的买卖很红火，买烤白薯的人围了一圈，近来北平市民们吃混合面把脸儿都吃绿了，一见到香喷喷的烤白薯就像被勾走了魂儿，纷纷掏钱围了上来。二顺子的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他一时有些忘乎所以，不但提了价还敲着炉子吆喝起来。
两个日本宪兵刚好走过这里，一见二顺子在敲炉子吆喝，顿时脸就耷拉下来，他们觉得这个中国人实在是欠揍，既然皇军已经颁布了粮食管制令，这小贩还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皇军对着干。要是偷偷摸摸地干也就罢了，可这小子竟然大鸣大放地敲着响儿吆喝起来，似乎唯恐别人不知道，这简直是拿皇军的法令当放屁。
二顺子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迫近，他一边忙不迭地收钱一边继续高声吆喝，冷不防后腰上挨了一脚。一等兵穿的是坚硬的翻毛皮鞋，用力又很猛，身材矮小的二顺子轻飘飘地飞出三米开外，一头扎在土地上，把嘴唇都磕破了。
二顺子从来没有挨过这样狠的毒打，他觉得很委屈，很无助，这些日本人也太不讲理了，他从十四岁起就是以卖烤白薯为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靠这个过日子，又不是你们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干的这行，招谁惹谁了？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是个人总得讲理，日本人也不能例外，凭什么打人？二顺子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那两个日本宪兵却顾不上理会二顺子，按照惯例，他们先要把违法商贩的营业用具捣毁，然后再考虑怎样收拾当事人。军曹先是一脚把火炉踹倒，炉子里的白薯便滚落在地上，一等兵仔细地用脚将白薯一个个地踩瘪。二顺子顾不上哭了，他心疼地爬过去想把被踩得稀烂的白薯捧起来，却又挨了一脚，被踢回了刚才的位置。二顺子哭喊着跪在地上连连向军曹磕头：“太君，太君，您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不敢卖啦，您别砸我炉子，您别砸我车呀……我一家三口可全指着它吃饭呀……太君，我求求您啦……”
一等兵从临街的铺子里找来一把锤子，照着二顺子的手推车轱辘就是一锤，金属瓦圈立刻变了形，车轱辘的辐条也弯了，这一锤像是敲在了二顺子的心口上，他发出一声惨叫：“别砸啊，求求您啦……”
一等兵“啪”“啪”又是几锤，手推车在连续的重击下成了一堆废铁，他转身又将锤子砸向火炉。
此时二顺子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北平胡同里长大的穷孩子一样，没见过世面，也抠抠搜搜惯了，在旁人看来，这辆破破烂烂的手推车似乎是堆废铁，可在二顺子心里却是他一家三口人的全部希望，毁了它就等于毁了二顺子的生活。二顺子终于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二顺子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行动。据目击者说，二顺子双手握住火通条闪电般地跃起，敏捷得像只豹子，他倾其全力用火通条向那个背对他砸车的一等兵捅过去……那根火通条是用一根十二毫米直径的钢条打磨而成，顶端被打磨得异常锋利，此时，这根通条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利器。一等兵的反应并不慢，他听到身后有动静忙转过身来，在这一刹那，这根本来可能捅进他后背的利器却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两尺多长的通条犹如热刀子切黄油，毫不费力地从脖子的另一侧穿出，一等兵还没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