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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连旗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闹了半天这鬼子在拿他涮着玩呢，他自己却说得口干舌燥，激情四射，×他妈的！白连旗很想骂人，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敢骂出口。他想扭头就走，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块银圆。不管怎么样，一块钱虽然不多，可好歹顶德子拉好几天车挣的钱，这年头儿面子值多少钱一斤，谁跟钱有仇呢？白连旗毫不犹豫地把银圆装进兜里。
根据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要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举行联席会议，他出行都是前后两辆汽车。途中，王克敏的座车在前，上面除了司机，还有两名带着手枪的贴身警卫，后面是一部警备车，车上有四个武装警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王克敏的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越过前车。警卫们先下来布置，然后王克敏再下车进门。陈恭澍和徐金戈一致认为在煤渣胡同行动是最好时机，此外，就再没有行动机会了。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临近胡同口，出了胡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街，来去都甚为方便。
“平汉铁路俱乐部”只是个消闲场所，门口只有两名徒手警察站岗，徐金戈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火力优势来对付王克敏的随从。另外，在20号的斜对面，相距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如果枪声响起，必会惊动他们，如何防止他们异动，便是此次行动的关键。陈恭澍和徐金戈两人在勘探地形、研究战术后，制订了刺杀王克敏的计划：陈恭澍统一指挥全局，徐金戈负责在现场执行刺杀行动。行动人员六人分为两个小组，以第一小组的三个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小组的三个人则专事掩护第一小组的安全，尽可能制住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总指挥陈恭澍将在目力所及的地方视现场情况随机应变，以策进退。每个行动人员都配备了自行车，行动之后可迅速逃离，防止被日本宪兵抓获，所用武器是配二十发弹匣的德国造驳壳枪，每个行动人员各带两支。
杀手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星期二行动了。
徐金戈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王克敏的背景材料：王克敏，生于广东，字叔鲁。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赴日本留学，当过清王朝驻日公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
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八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
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担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
徐金戈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
徐金戈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尽人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恭澍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戈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戈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戈，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戈，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
徐金戈对王克敏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徐金戈认为杀他十次都不多。
唯一使徐金戈感到踌躇的是杨秋萍，她并不是专业特工，在战前只是个普通女学生，北平沦陷后她加入了曾澈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只受过使用枪械的短期训练，别的专业知识几乎是零。前些日子，“黑马”指示徐金戈扮成“南山堂”药店老板，由曾澈负责解决徐金戈的“老婆”问题，曾澈选择了杨秋萍，并且把杨秋萍纳入军统北平区的编制。按照规定，杨秋萍是行动组的成员，归徐金戈领导，这次行动组要执行刺杀任务，杨秋萍理应参加，但徐金戈自从参加军统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为难，他实在不愿意杨秋萍参加这次行动，身为专业人员，他深知这次行动的凶险，一招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让杨秋萍这样的年轻姑娘参加刺杀行动是不是太残酷了？
徐金戈对陈恭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陈恭澍却冷冷地问道：“金戈兄，每日拥美人儿而眠，是不是英雄气短了？”
徐金戈有些难堪地回答：“这倒也不是，她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人，恐怕在行动中会拖后腿，这是我最担心的，能不能不让她参加？”
“恐怕不能，你知道，我们的人手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分内的事，男女都不例外。蒋委员长说过，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金戈兄，你是军统的老同志了，怎么能在关键时刻儿女情长呢？”
徐金戈觉得陈恭澍的话难以反驳，他一时语塞：“这……”
陈恭澍正色道：“金戈兄，恕我直言，你可有些变了，在我印象里，你是个忠于职守的冷血杀手，把男女之情看得很淡，这次是怎么啦，让那小娘们儿把魂儿勾走了？真拿她当老婆啦？”
徐金戈一把揪住陈恭澍的衣领，直视着他的眼睛，凶狠地说：“姓陈的，杨秋萍是我的老婆，你要是再用这种口气说她，我会把你脖子拧断，你记住了！”
陈恭澍面无表情：“好，我不再说了，但杨秋萍必须参加行动，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说了算。”
文三儿近来心情很舒畅，因为“同和”车行几乎变成了赌场。自打白连旗来了以后，孙二爷越来越上道儿了，他算是学会了玩，而且越玩瘾越大，几乎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按说老板要是不务正业，那就是伙计们狂欢的节日了，没人成天老盯着你，这还不是好事儿？文三儿巴不得孙二爷见天儿去逛窑子，晚上就住在八大胡同别回来，兴许哪天玩高兴了就忘了收车份儿。
孙二爷不但学会了养鸟儿、养虫儿，还养起了金鱼，院子里一溜儿摆了八个大鱼缸，金鱼按品种分缸养殖。孙二爷不管见了谁，都得意地向对方介绍自己的金鱼，哪个是“狮子头”，哪个是“水泡眼”，哪个是“珍珠”或“红头”。由于鱼缸太多，院子里摆不下，又把车棚子占了一部分，这下收车晚的车夫没地方放车，只好把洋车用铁链锁在一起，放在院外过夜。
京东通惠河的平津上闸附近有个叫高碑店的地界儿，那里的人靠养鱼为生，不光是养金鱼，也养鲢、鲫、鲤、草等鱼类，供京城人食用、供佛或放生。孙二爷最近有点儿空就往高碑店跑，只要有新的金鱼品种，他是一定要买的，实在没的买看看也好，那些色彩斑斓的金鱼把孙二爷弄得魂不守舍。文三儿对孙二爷这些新嗜好一概加以恭维和怂恿，因为孙二爷每次去高碑店总是坐他的车。南城的南横街离京东高碑店少说有四十里，一去一回就是一整天，比起在大街上拉散座儿，这绝对是个肥差。从前孙二爷有钱却不知怎么玩，现在好不容易上道儿了，文三儿难道不该鼓励一下吗？
在去高碑店的路上，文三儿的嘴就没闲着：“二爷，前两天我在西四牌楼碰见几个‘吉祥’车行的伙计，他们一见面就打听您。”
孙二爷一听就竖起了耳朵：“是吗，打听我什么？”
“说你们老板孙二爷最近得了个绰号你听说了吗？叫‘金鱼孙’啊，虽说出道儿是晚了点儿，可一玩起来就收不住了，一下子就四九城闻名啊。我说这事儿传得真快，怎么连你们都知道了？他们说敢情，四九城谁不知道？你们孙二爷是个大玩家，玩什么像什么，别看不是老北京，真玩起来比大宅门里的公子哥儿不差。”
孙二爷听得浑身舒坦，但嘴上还得谦虚几句：“不行，不行，二爷我还差得远，也就是刚入道儿吧。”
“二爷，您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您别小瞧了一个玩字，这里面学问大啦，不懂的那是瞎玩，玩一辈子也玩不出名堂来，不是有句话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儿吗？这话没错，就说我吧，也喜欢养鸟儿，可喜欢管什么用，您得有那本事不是？不瞒您说，前几年我还真养了只鸟儿……”
“嗬，你也养过鸟儿？没听你提过呀，你养了只什么鸟儿？”
“嗨，说出来都臊得慌，百灵画眉那是名贵鸟儿，我连想也不敢想，我养了只‘老西子’，还买不起鸟儿笼子，只能弄根儿木棍儿让它站着，为了驯它叼东西我可是没少�